周绚隆:编辑四大名著既要专业性也要定力

作者:张君成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19/5/13 9:45:20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不是不断颠覆的过程,而是持续提高、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这需要编辑的专业性,也需要编辑的定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周绚隆

    四大名著珍藏版。四大名著汇聚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镇社之书。四大名著在20世纪50年代由人文社整理出版,此后不断修订再版,成为风行60余年的经典国民读本。

    提到四大名著,我们先将时间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之初,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业待兴,整个社会对于优秀的文化作品十分渴求。人文社的首任社长冯雪峰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方针,在这个思路指导下,人文社对自己的出版板块进行了周密布局,优秀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被首先提上了日程。1953年,人文社出版了《水浒传》,它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的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对此作了报道,将其当成重大文化新闻来看待。之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陆续出版,四大名著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它们也成为人文社的金字招牌。

    四大名著的出版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不断修订、打磨的过程,这就需要编辑不断跟踪学术发展,深入研究版本和文献,把学术和文献研究的成果及时反映到最新的版本中,尽可能给读者提供最好的读本。这份工作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也是一个薪火相传的工作。身为人文社副总编辑的周绚隆正拿着这个“火炬”,带领着一批人深耕于此。在他看来,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不是不断颠覆的过程,而是持续提高、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这需要编辑的专业性,也需要编辑的定力。

    扎在故纸堆里做案头工作

    1997年,周绚隆从山东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来到了人文社。他最初的想法是成为专家学者,在人文社的头一年,他在工作之余发表了3篇论文。不过随着工作量不断增加,再加上他对工作的严格要求,这个梦想就慢慢地搁置了。

    幸运的是,周绚隆从事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幸运地遇到了四大名著。不过在他工作之初,他没有直接负责四大名著的编辑工作,而是围绕着品牌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一个重点项目。

    为了这个项目,周绚隆扎在故纸堆里,将1906年到1949年各类期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全部提取出来,挑选出了300篇进行排列加工。周绚隆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坦言,做这个工作很是枯燥繁琐。他说:“民国时期的很多报刊字迹都模模糊糊,而且还有不少错别字,工作量巨大。”在周绚隆的努力下,这个项目得以顺利出版,对红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周绚隆认识到了编辑案头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处理文献的能力。在他看来,提升文献的处理能力是编辑的基本功,这是需要不断训练加强的。“这是一个实践层面、技术层面的东西。我最初也不行,然而这些年在出版社,提高了很多。老辈人讲勤查书,我们记忆力没有钱钟书好,查10次只能记住两次,那么就要多查,慢慢积累,很多问题无非出在典故、典章制度等不熟悉上面。在长期编书的过程中,经常翻,就会熟悉。”

    周绚隆认为,保证文本内容的正确,是编辑最基本的责任。为此他在带新编辑的时候,会让他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稿子的每一句你都看懂了吗?“如果看不懂,有两种可能,要么你知识储备不够,要么书稿有错。你先在各种范围内查,如果查不到,那么有可能是作者抄错了,有可能是断句错了,总会找到问题的原因。”

    周绚隆自己也曾因疏忽差点出了问题,有一次他写的书稿里有一个词叫“伏殴刀”,他当时懒得查,就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打架时挨了一刀。快要交稿的时候,他感到不踏实,还是查了一下《汉语大词典》,发现这个词的意思是伏法受刑。他当时惊出一身冷汗,以后遇到不认识的词都会老老实实地查文献。

    精益求精编辑四大名著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周绚隆成为人文社的古典文学部主任,开始负责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当记者问起他对四大名著出版工作的感受时,他用了“精益求精”4个字来形容。在他看来,出版工作并不是抛弃过去的积累,每次都推倒重来,而是要跟随着学术的研究进程让作品趋于完善。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四大名著的版本,对此周绚隆很是无奈:“很多出版公司都说不出自己所选用的版本是什么,图书的质量可想而知。”在周绚隆看来,判断四大名著的出版质量有两个标准,一是版本,二是注释。

    那人文社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据周绚隆介绍,人文社出版的四大名著不仅在底本选择上很严谨,而且在整理工作上也十分扎实,不仅做好了校勘、分段、标点等基础工作,同时还为四大名著增加了必要的注释。据粗略统计,《红楼梦》注释2350条,《水浒传》注释510条,《三国演义》注释571条,《西游记》注释727条。他说:“凡典章制度、名物、典故以及难解之语词,均尽可能地做了注释。书中的诗、词、曲、赋、谜语、酒令等,必要时还做了串讲。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或观点,也做了说明,以备读者参考。通过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进入四大名著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周绚隆坚持的原则就是要对读者负责。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个出版社的领导,说他们修改作者的注释稿,一般只删不改,也不替作者增补注释文字,理由是那样就把编辑的劳动创造白白送给了作者,人家还不一定领情。

    “从著作权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从出版的角度就讲不通了。作者把书稿交到我们手里时,还只是作品,我们经过加工制作才成了产品。出版社卖给读者的是产品。只有认真打磨好了,作为编辑才不会留下遗憾。”周绚隆说道。

    做书做出了感情

    在工作的这些年里,有高校向他伸出橄榄枝,周绚隆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继续待在社里,按照他的说法,“做书已经做出了感情”。

    这份感情也反映在他的工作态度上。周绚隆曾经和一个编辑就书稿的加工发生过争论,最后那个编辑认为应该“文责自负”,意思是即使出现差错,也是作者自己的责任。周绚隆听到这句话后,语重心长地告诉她:“文责自负是对作者说的,但我们是图书的制造者和生产者,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周绚隆觉得编辑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因为图书是文化商品,包含着文化品质,所以不能简单地当成一般产品看待,这就需要编辑投入大量的心血,也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

    同时周绚隆觉得编辑也要经得住诱惑。2006年,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掀起了新的一轮“红学热”,市面上马上出现了各类关于《红楼梦》的图书。但那个时候,周绚隆坚持不跟风出版:“我们没有参与这种喧嚣,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比如我们对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的《红楼梦》古抄本进行了影印普及,反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还推出了‘红学经典丛书’,意在告诉读者,真正的学术应该是怎么样的,阅读《红楼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和方法。”

    周绚隆表示,目前人文社四大名著的出版,除了延续一贯的高品质外,还在进行一些创新尝试。比如已经出版了精装插图本,马上还要出大字本和做相关的文创产品等。“我们也会根据需要进行不断调整,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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