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吹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号角，赋予了社会主义文化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历史使命。面对这种历史性重任和美好的文化发展前景，编辑出版人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生产者，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们应以怎样的行动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呢？

无论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来考察，还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来考察；无论从当今我国文化市场的走势来分析，还是从世界文化市场的走势来分析，没有大量的优质文化产品作支撑，是无法实现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这就要求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站在新的起点上，从提高出版物质量入手，生产出更多与时代相适应的优质文化产品。当前出版物质量的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也存在部分出版物质量下滑的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当务之急是认真分析出版物质量下滑的原因，在提高出版物质量上下功夫。

第一，要提高思想认识，从工作导向上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并指出文化事业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对照这一要求，我们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未能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甚至有的口头上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际上把能否赚钱放在第一，将“打擦边球”作为政治质量把关的基点，稍有疏忽，难免出现“后悔莫及”的产品。二是未能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比如在图书出版上，有的或固守在图书短缺时期“有书就能赚钱”的思维定势，或认为在单品种图书效益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靠广种薄收来获取经济效益。在工作目标的排位上，将“多出书、快出书”排在“出好书”的前面; 在产品结构上，追求全方位放开、跨行业发展，只要市场上能赚钱的书，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个优势和能力都要进入; 在经营方式上，追求外延式发展，到处摆摊设点，甚至发展与出版业毫不相干的项目，不仅吃尽外行苦头，还影响了主业发展; 在激励导向上，将出书品种、字数和码洋与质量、回款平分秋色，甚至偏重前者。三是未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衡量工作绩效主要看出书字数和码洋，忽视质量和实洋; 精力用于眼前经营项目多，考虑长远规划少; 投向投量偏重看得见的小利，而人才培养、改善工作条件与手段等长远建设排不上位置。在这些出版理念指导之下，最后带来的是品种数量急剧膨胀，规模无休止扩展，力量使用高度分散，员工超负荷运转，各项质量管理制度流于形式，产品不能反映读者需求，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库存连年递增，效益逐年下降。

为什么在工作指导上会出现这些偏差？主要是对出版物质量的内涵缺乏全面理解，将获取经济效益与提高出版物质量、确保社会效益视为了一对对立的矛盾。现代质量管理学认为，产品质量分符合质量和适合质量。以图书为例，图书的符合质量是指在政治思想内容、编校、设计和印刷装订等方面必须符合有关规定（规范）的要求，达到符合质量要求的图书才是合格图书，才能上市; 适合质量是指它必须反映读者的要求，适合市场的需求，以此保证出版者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因此，从适合质量来理解，只有适合读者需求的图书才能有市场；从符合质量来看，只有质量过硬的图书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认同，才有可能成为名牌产品。如果说在图书短缺时期达到符合质量水平就可以获得较好经济效益的话，那么在图书市场繁荣的今天，还必须在确保符合质量的前提下努力在适合质量上下功夫，以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否则，靠低层次的规模扩展，或“打擦边球”的低品位吸引，都是短命的，靠不住的。许多成功出版单位的经验表明，一本引领市场潮流的高质量畅销书，要胜过几本、几十本跟风的平庸书或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书。这就要求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尤其是领导者，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在工作指导上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为了从思想观念上促进实现这一转变，必须调整和改变以下提法：要把“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改为“出好书、快出书、出精书”；把“做大做强”，改为“做强做大”；把衡量工作绩效以发行码洋为主，改为以回款实洋为主；把奖励机制偏重品种数量，改为偏重质量效益。通过这些调整，树立新的工作理念，引导编辑出版业走向以质量效益求发展的轨道。

第二，要创新管理机制，从制度管理上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在时代的新起点上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效益的环境。目前某些管理上的不到位，是造成出版物质量下滑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是标准制度不够到位。现行质量管理规定对保证出版物质量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对内容质量和专业性较强出版物的特殊要求上，显得缺少明确的评价标准，缺乏操作性; 对部分差错，没有分类、分级，缺乏公正性; 有些内容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比如实施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分开、项目管理和委托社会力量参与编校工作后，职责如何界定、工作程序如何规范等，没有及时给出明确的要求。这些都影响与制约着质量管理的效果。二是保障机制不到位。缺乏推动已有管理制度落实的奖惩机制，缺少应有的组织机构和力量作保证，以至三审、校对、印前审核等制度流于形式。三是监管不到位。出版物质量抽检的范围窄、数量少，不能及时发现存在问题，致使一些质量低劣图书堂而皇之地走向市场，形成好坏交杂、真假难辨的图书现状; 对质量低劣出版物惩罚力度小，甚至出现“罚的没有违规赚的多”的情况，以致年年检查，年年整顿，年年出现同类不合格产品。

制度管理是刚性管理，对保证出版物质量至关重要。强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制度管理，必须加大管理制度创新力度，切实解决上述三个不到位的问题: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考核标准体系和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操作规程，解决有些内容无据可依、公正定性不够和与新形势新情况不相适应的问题，以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其次要明确保证质量管理制度落实的奖惩办法，恢复和健全相应的保障机制，从激励机制和组织体制上保证质量管理制度落实，增强执行管理制度的自觉性。三要切实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明确各级责任，层层抓监管; 扩展抽检范围，增大监管覆盖面; 加大奖惩力度，增强监管震慑力。通过强有力的监管，让劣质图书无处可藏，让制作者无利可图，充分发挥制度管理的约束力和强制作用。

第三，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从编辑队伍素质上打牢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基础。党的十七大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础，强调更新教育观念，实施素质教育，发展继续教育。编辑人员素质不适应，是导致出版物质量下滑的基础性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是少数编辑人员职业道德缺失。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极大调动了编辑工作者努力生产高效出版物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其要经受前所未有的个人利益与职业道德挑战，如果再处在奖惩导向偏重数量与码洋的情况下，当数量与质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处于矛盾状态时，编辑人员的职业道德取向对出版物质量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践表明，凡质量低下的图书，都与责任编辑的职业道德取向有着密切关系。二是业务素质难以胜任。突出表现在，有的只具备所编出版物的专业知识，缺乏系统的编辑业务知识，进入编辑境界慢，独立完成任务能力弱; 有的只具备编辑业务知识，而对所编出版物的专业是门外汉，只能借助他人编校把关，这就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内容质量隐患; 有的虽然既懂编辑业务又懂专业知识，但由于常年忙于工作，很少参加学习，知识老化，手段落后，工作多年不见长进，很少有高效优质出版物出手。三是一些单位片面追求规模效益，倡导跨行业发展，不仅外行担任责任编辑，甚至为了赶进度、抢季节、多出书，借用社外的外行负责校对工作，当然质量无法保证。

解决编辑出版队伍素质不适应的问题，必须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要严格编辑人员准入制度，从源头上保证编辑队伍的质量，奠定提高出版物质量的人员素质基础。二要加强对编辑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在编辑人员的思想深处树立远大志向，不做编书匠，也不单纯地做出版商，要立志做出版家，在利益面前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取向。三要坚持内行制作。明确规定使用社外力量的准入条件和业务培训要求，使之真正具备相应的业务能力。四要加大继续教育力度。通过继续教育着重解决编辑出版人员的知识短板与知识更新问题，使之真正具备胜任本职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当前影响继续教育开展的最大难题是，没有真正确立“磨刀不误砍柴工”观念，没有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对人才培养既不舍得花时间，又不舍得投钱财，以至从人才上失去出版物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工作者，特别是领导者，要登高望远，变两个不舍得为两个优先安排，以加大对编辑人员培养的力度，从队伍素质上打牢出版优质高效出版物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