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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数据新闻中说话

——试论数据新闻的叙事主体

作者:周  均        来源:《中国出版》        时间:2018/3/27 1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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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叙事主体作为经典叙事学研究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要素,一直以来备受学界专家关注。问题在于,当叙事学甫一跨进新闻学的大门,关于叙事主体的争论便应运而生,即作者是否等同于叙事者?这一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叙事文本“虚拟”与“真实”的交锋激荡,本文从“离合之争”“作者之死”“主体之变”三个维度进行阐述,试图厘清这一是非,并对数据新闻叙事主体加以界定。
  [关键词]  数据新闻   叙事学   叙事主体   新闻记者

 

  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认为:“只要有语言,就有一个说话人在讲此语言;只要这些语言表达构成叙述文本,就存在讲述者,一个叙述主体。”[1]诚如斯言,无论何种叙事文本均涵括一定的陈述行为主体,文本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叙事主体一直紧密相随,并且直接影响文本的呈现样态。数据新闻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一种典型叙事文,自然不能回避这一话题。

 

一、离合之争:谁在叙述数据新闻

 

  关于传统新闻叙事的主体争论既然早已有之,那么转型升级后的数据新闻叙事主体势必更有其复杂性和迷惑性。要弄清究竟是谁在叙述数据新闻这个问题,追溯叙事学的历史源头或可觅得蛛丝马迹。
  1.经典叙事学中的叙事主体
  叙事主体从面上看实际就是“人物”,但在文本中往往有多个角色牵涉到“人物”,写作者是人物,声音发出者也是人物。该不该对二者予以区分?如何对二者进行区分?谁才能被叫作真正的“叙事主体”?这些问题,曾一度成为以虚构的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叙事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正如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李欧梵所言:“西方小说技巧,最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故事是谁讲的,也就是谁是叙事者。”[2]
  经历一番深入的讨论后,对于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叙事主体也已基本形成共识。德国叙事学家沃·凯瑟指出“叙事人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3]美国叙事学家杰拉德·普林斯命名叙事者是“文本中所刻画的那个讲述者”。[4]美国著名学者查特曼(S.Chatman)在1981年还以符号学的交际模式对叙事流程进行了说明:

 

 

  由上图可见,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由六个元素三个层级构成。处于两端的“真实作者”及“真实读者”均以虚线连接并与中括号以内的其他四个元素区隔,表明此二者在经典叙事学中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此,第一层级和第三层级的关系就显得异常明了,真实作者与叙事者之间必然有所分野。
  综上,依据经典叙事学家们的相关表述和阐释可以断定,作者与叙事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作者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而叙事者是虚构的人物,后者才能称之为叙事主体。
  2.记者与叙事者的交叉分离
  将文学叙事中的作者与叙事者两相分离,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即便承认可以抛开作者单独分析文本,这种抛开也只能是“暂时”的,把二者贸然分开的做法难免存在形而上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当叙事学逐步接纳新闻学时,关于“作者是否等同于叙事者”这一争论仍然存在,只不过作者变成了记者而已。
  黎明洁认为新闻叙述主体就是新闻文本中记者的形象。[6]当然,这里的记者也并不是单纯的或独立的作者个人。他在对10届全国好新闻和16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进行历时性考察之后,用“我们”“我”和“记者”这三个代词来指陈新闻叙事主体。换言之,记者不仅包括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也包括作为意识形态化身的身份。这一论断直接把经典叙事学中叙事主体从文本叙事者调换为作者,可谓跳跃性极大,虽然具有一定创造性,但由于忽视文本叙事者(比如采访对象)的作用,或者说将记者与叙事者完全重合起来而又未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相对而言,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同新闻叙事主体是作者与文本叙事者的统一。比如何纯就认为,如果说文学叙事有必要将写作者与叙事者加以区分,那么在新闻叙事中就必须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新闻叙事人,既指叙述文本的讲述者也指叙述文本的写作者,二者在很多时候是重合的”。[7]可以窥见,记者与叙事者并非不分条件地完全“重合”,这可视为对黎明洁观点的一种纠偏。
  显然,无论是无条件重合论还是条件重合论,归纳起来都可以确证一个事实:于新闻叙事而言,记者与叙事者之间无需像文学叙事一般截然对立,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毫无二致。故笔者以为:一方面,新闻叙事主体并非另起炉灶,其理论渊源也绝不能断然弃之,经典叙事学中的叙事者养分多少应当得到吸收和汲取;另一方面,作为与虚构文学完全迥异的新闻文本,又不能照搬照抄,画虎效颦,不作区别地搞拿来主义。所以,在承认新闻叙事中存有记者与文本叙事者两种身份状态前提下,允许二者集中统一——被经典叙事学研究遗弃的作者,与文本叙事者一道成为新闻叙事中的叙事主体。
  3.数据新闻叙事主体之谜局
  甄别鉴定数据新闻的叙事者身份,分析与之相对应的传统新闻报道的叙事者是首要任务。罗朝文在对中国新闻业务与西方新闻客观性进行差异性分析时强调:在对我国报道的叙事学研究的“叙述”研究中,叙事者这一维度下,大量优秀的报道都摒弃了基于西方新闻客观性要求基础上的缺席的叙事者甚至隐蔽的叙事者,大胆突破到公开的叙事者的层面,结合具体题材创作了大量传播效果优异的新闻作品。[8]这一表述虽未直接抛出新闻叙事主体的概念,但承认叙事者的三分法本身就已默认了记者是叙事主体。实际上,传统新闻报道的记者既包含专职记者,也包含其他非专业记者,但无论哪种角色,都不能简单地视作记者个人,对于以传统媒体为主要采编平台的新闻报道而言,这个“集合体”所指涉的就是囊括报社、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媒体机构。
  总的来看,传统新闻叙事主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官方的集体发声,并且发挥着主导作用,普通受众基本没有叙事的权力和机会。那么当传统新闻发生转向,继而与大数据“联姻”之后,这一稳定的叙事主体是否会产生变更或迁徙呢?答案显而易见,从小数据时代到大数据时代,叙事主体所处的媒体环境大相径庭,这必然要求记者本身因时而变以适应当前传播格局。但叙事主体究竟是如何变化的呢?通过对具体数据新闻的分析,本研究试图解开这一谜题。

 

二、作者之死:数据新闻中记者权利的让渡

 

  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最早由罗兰·巴特提出,他认为作者不仅不是创造者,而且也没有能力掌控自己作品的意蕴。任何作者的声音,一经书写成“文本”后,则销声匿迹。这一论述对当时法国盛行的作者至上、作者中心观点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当然,讲作者已死并不是作者实体的死亡,用意大利美学教授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话来讲,这是一种形同死亡。数据新闻叙事主体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创作者虽然存在,但传统记者所具备的职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
  1.从宣传者向阐释者转变
  大众媒体具有多重功能,而这些功能只有在播撒和移交给记者之后方能得以实现和完成。宣传功能作为传统新闻报道最为突出的特点,自然要求记者首先成为宣传者。特别是在一些内容涉及重大事件的新闻中,记者遵循统一口径播发通稿,信息极易呈现出浅表化、平淡化、同质化的特征。这种形式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当整个社会充盈着高度一致的内容时,无论是记者本身还是广大受众,其自主性、独立性无疑遭到削弱。令人振奋的是,数据新闻的登堂入室,为打破这种“一统天下”的格局找到了思路和出路。记者的定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者和“搬运工”,而是逐渐向阐释者和解读者靠拢看齐。这些记者“从庞大无匹的信息和数据中寻找意义、线索和故事,并以一种直观的、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公众”。[9]财新网“数字说”栏目于2014年推出的报道《从“将军府”到“兵工厂”——濮阳的谷家产业》,就是一个记者在大数据时代实现从宣传者向阐释者身份转型的精品力作。
  记者充分挖掘谷俊山产业的各项数据,并利用“卫星图+实拍照片”的方式对谷俊山的“家底”进行了立体化呈现,深刻揭示出谷俊山的家族产业远不止媒体所报道的那般简单。此外,密集的红色定位点也映衬出谷俊山的贪腐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读者每单击一个地图定位点,画面便会立即弹出对应的现场实拍图,图片上还标明了谷氏产业的不正当来由以及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点,不仅削减了读者与军队高层腐败的陌生感,也增添了报道本身的真实性和可读性。相对于此前谷俊山“贪污腐败”的标签式、扁平化报道,该则数据新闻无疑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

 

 


  2.从采访者向代言人转变
  在传统媒体语境下,采访是完成报道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一些专访报道中,采访更是构成了新闻的全部,牢牢占据着主体地位,“没有新闻采访,就没有新闻的形成和发布”基本颠扑不破。历史上的埃德加·斯诺、法拉奇,当代的一些著名记者,莫不是因突出的采访能力而为国人所熟知。大数据时代,记者作为采访者的身份并未完全消退,强调记者必须具备采访能力也并未过时,但仅仅满足于通过采访获取消息、撰写报道显然不够,“提问不过是记者的一种工作方式”,而“为民众代言才是记者的天职”。[10]2010年10月23日,英国《卫报》发表在数据博客(Datablog)栏目上的大型数据新闻《维基解密伊拉克战争日志:每一名死亡者的地图》(Wikileaks Iraq war logs: every death mapped)实际上就是记者为军人、为民众、为社会代言的经典范例(见图3)。

 

 


  2010年,维基解密关于伊拉克战争数据集的公布一度登上各大媒体头条,《卫报》抓住机遇利用数星期时间对39.1万条伊拉克战争记录进行分析和归类。在数据新闻报道中,《卫报》利用Google Fusion tables(数据管理和可视化应用),对在伊拉克战争中伤亡的军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一一进行了标注,生成了一幅基于地图的可视性极强的“点图”(dot map)。放大地图,军人伤亡的位置清晰可见;缩小地图,死亡的数量尽收眼底。同时,报道对细节也进行了相当精致的处理,当读者单击相应的红点时,地图会自动弹出包括伤亡类型、原因、地域、数量等在内的窗口。通过这些对各种元素的调动,报道突出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伤亡者绝大多数是平民。概而言之,虽然这幅地图没有出现煽情性的文字,也没有出现倾向性的观点,但遍布的红色圆点却充分渲染了战争的严酷、惨痛和悲壮,能给读者带来远非文字所能比拟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更出人意料的是,这则数据新闻报道在激起了人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之余,还引起了英国朝野的剧烈震动,也为后者作出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埋下了伏笔。
  细思此则数据新闻的成功,相关记者的努力固不可少,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记者们本身所具有悲悯精神和人文情怀,也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怀激励着他们产制精品力作,通过增强作品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让作品具备“意义制造”功能,进而改变现实、推动社会,实现为公众代言的目的。
  3.从报道者向预测者转变
  传统新闻报道生产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社会真实和诠释世界现实,所做的更多工作像‘麻衣相’——只知故去,不知未来。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对社会现实的预测性却无从谈起”。[11]简言之,以往的报道尽管颇具时效性,亦不乏深刻性,但总体来看都是对某些“正在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的再现和梳理,前瞻性和展望性的内容堪谓乏善可陈。
  大数据时代,记者有望从单纯的报道者转向未来的预测者,扭转不能预测或预测不准的尴尬局面,从而为受众提供更具亲和力的服务。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讲:“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少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12]预测,作为大数据的“核心”和“圣杯”,在数据新闻中到底是如何发挥功效的呢?笔者以阿富汗社会团体制作的曾获全球“数据新闻奖”的作品《2001-2011年记者在阿富汗遭受的暴力袭扰》(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in Afghanistan 2001-2011)(由于数据实时更新,目前时间为2016年)为例。
  一直以来,记者在阿富汗工作处境极其困难,经常会受到阻止他们开展工作的暴力、威胁和恐吓。虽然许多事件都没有报道,但美国传媒企业互联新闻(Internews)的合作伙伴阿富汗开放媒体(Nai Supporting Afghanistan Open Media)却收集了数百个这类事件的报告。这则新闻主要由动态可视化地图和静态统计图两部分构成。在地图部分,不同大小的红圈代表阿富汗各地发生恐怖事件的数量多少,同时,通过对地图不同地域填充不同底色以显示记者数量多少。当鼠标移动至相应的红圈时,画面会自动弹出包含事件所发生的省份、事件发生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折线图、人口数量、成人识字率、北约领导国等参数在内的窗口,让读者充分了解该城市的基本人文面貌。静态图表部分则是对地图的进一步提炼,记者通过观测图表,可以获知众多平常难察觉的信息,比如2014年是暴力事件最多的一年,卡布尔是暴力事件最多的省份,一月是暴力事件最多的月份,等等。

 

 


  实际上,这些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预测,特别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以及数据的不断累积,报道在深刻揭示阿富汗哪些地域危险指数有上升趋势,哪些时间更危险,记者应该注意什么样的暴力袭扰方面将更具合理性和指导性,这无疑打破了传统新闻的现时语态,也将对未来去向该地的记者乃至普通民众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三、主体之变:数据新闻中数据作用的凸显

 

  前文已经指出,数据新闻叙事主体包含记者和文本叙事者两个方面,只不过二者存在主次之分,前者是第一叙事者,后者是第二叙事者。实际上,记者职能的变更和权利的让渡可以视为一种量变。本研究发现,伴随这种量变的发展,亦有新的主体异军突起,实现了对传统新闻叙事主体的解构和重组,达成了一种质变。
  1.“数据源”成为叙事者
  传统新闻报道的文本叙事者多由当事人、知情人(排除记者本身就是当事人、知情人)担任,记者此时主要充当的是新闻事实访问者和记录者的身份。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但由于记者能力所限,除去那些专门策划或者恰巧碰上的新闻报道,记者很难在第一时间赶赴每一个事实发生现场。所以,通过当事人或者知情人口中得到事实就成了制作新闻的不二之选。似此,当事人、知情人就替代记者转而成为新闻报道的叙事主体。
  数据新闻与传统新闻之间的差异虽然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总结起来,真正起到秉纲执本、抓纲带目的其实就是“数据”二字。 “作者之死”恰恰成就了主体之变,“在数据新闻中,数据成为新闻的主体,也是叙事语言”。[13]那么数据究竟是如何成为叙事主体的呢?仍以《维基解密伊拉克战争日志:每一名死亡者的地图》为例,在传统采编环境下,如果要对这场战争进行报道,势必要对当事人和知情人,尤其是那些持有关键信息的社会精英阶层进行采访,进而在具体报道中直接引用和转述他们的分析。但在大数据时代,记者完全可以规避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源,进而直接把目光转向数据源——维基解密,运用强有力的数据挖掘技术呈现与众不同的结果,甚至呈现被政府和军方刻意隐瞒的信息。显然,“数据新闻不仅削弱、去除了固定采访线路和社会精英在新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毫不费劲地解构、颠覆他们的话语”。[14]
  2.“机器人”成为叙事者
  对于传统新闻报道而言,“人”无疑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在大数据时代,机器人新闻的频繁跃动,使得这一不变规则产生了被颠覆的可能。当然,机器服务于媒体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6年3月,美国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就以电脑代替人脑,用机器代替记者产制金融类新闻报道。只不过,当时除了遭受业内人士的猛烈攻击以外并没有引起广范围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各行各业数据的激增,机器人再次以其强大的新闻生产效率进入公众视野。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Narrative Science(自动写作技术公司)是目前市场上自动化写作领域最为著名的公司。该公司开发了一个名叫Quill的系统,系统在2010年针对“十大联盟”体育赛事报道中大显神威,其不仅在数量上报道了大小数千次比赛,在速度上也实现了实时报道。次年,该系统更是以惊人的成绩写就了近40万条少年棒球联盟的相关报道。
  美联社使用的由Automated Insights公司(机器写作软件)开创的Wordsmith系统也具有相似功能。自2014年7月宣布运用以来,美联社每一个季度可以发布的关于公司财报的新闻报道数量高达4300篇,远超此前人工300篇左右的人工发稿量。
  《洛杉矶时报》对机器人的运用更具突破性意义。2010年,该报网站开始依靠机器人记录本地区的每一起杀人事件。可喜的是,机器人写手不但报道新的事件,还追溯历史补上了之前几年漏掉的事件。到2014年7月,该网站共发布了5000多起杀人事件的报道,详细记录了受害者的种族、性别、死因、发现地点等信息。[15] 2014年3月18日,当美国加州发生地震时,该报又熟练运用Quakebot系统收集和整合地质勘探局的相关信息,在短短3分钟内率先发布新闻报道并成功登顶网站,“秒杀”了其他同等媒体,其对机器人记者的操作可谓驾轻就熟。
  从上述案例可见,在大数据时代,“新闻采访写作这样一个过去被‘人’垄断的领域,开始受到机器的‘入侵’”。[16]目前,尽管机器人新闻主要应用于具备固定报道程式的领域,比如金融、体育、犯罪等。但从《洛杉矶时报》运用机器人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的事实可以基本判定,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新闻的普及范围将进一步扩散,“从最初的体育报道、财经报道,逐步扩展到自然灾害报道、罪案报道,之后还会进一步囊括健康咨询、调查报道等众多细分领域”。
  3.“数据团”成为叙事者
  传统媒体对采写新闻的记者要求并不低,除了必须具备普通记者所应有的本职素质和道德素养以外,更要求他们有新闻敏感、专业知识和吃苦精神。但是,数据新闻为传统记者提出的要求远不止这些,记者必须努力强固本领以实现迅速转型。
  数据新闻团队的登堂入室就是转型升级的结果,这也是为学界所普遍体认的观点。传统新闻报道的采写过程相对简单,记者(编辑)完全有能力实现“一肩挑、一脚踢”。但数据新闻产制流程包括数据发现、数据收集、数据挖掘、数据整理、数据呈现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湛的业务能力进行匹配,固守“单打一”的传统思维难免方枘圆凿。前财新传媒首席技术官、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负责人黄志敏把这个道理讲得相当贴切:“最理想的数据新闻人选既懂新闻、又懂设计、又懂编程。但实际上,由于文理分科、高校课程设置等原因,国内找不到三项全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只能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17]
  被誉为“中国数据新闻的开拓者”的新华网就于2014年率先成立了相应的数据新闻部,由数据编辑、可视化设计师、交互工程师等复合型人才组成的专业团队负责栏目建设,已形成从大数据抓取到数据分析、提纯,再到数据可视化呈现的全流程、常态、高效业务链。[18]财新网同样成立了数据可视化实验室,其团队主要由记者、设计师和程序员三类员工构成,总共10名左右。与传统媒体中,编辑与设计的线性工作流程不同,数据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记者、设计师、程序员根据项目的需要临时聚合,并且从始至终都参与新闻的生产。号称“新闻与思想的最大平台”的澎湃新闻在打造其数据新闻栏目“美数课”的进程中,非常重视数据新闻团队的作用。它的数据新闻组“由数据记者、3D制作师、动画制作师、插画师和平面设计师等不同岗位组成”。[19]由于对软新闻和时政新闻的兼顾,目前已经成为数据新闻的后起之秀。
  放眼国际上制作数据新闻较为出色的主流媒体,通过建强数据新闻团队提升新闻质量依然屡试不爽。2014年4月,《纽约时报》以数据新闻为主攻方向的栏目“The Upshot”正式上线。该栏目成立之初延揽了15位成员,这些成员主要通过对政治、政策和生活领域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帮助读者了解一些敏感话题和不为人知的秘密。同年秋季,数据新闻先驱《卫报》开始对之前的“5人数据新闻团队”进行重组和调整,宣布将数据新闻作为三大重点发展方向之一。集而言之,当新闻素养、数据素养和艺术素养三者共同贯穿于数据新闻制作的全程时,传统的单一型乃至所谓的“全能型”记者往往因能力不够而显得捉襟见肘。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数据新闻团队呼之欲出,它使得有不同术业专攻的数据人才在同一个屋檐下集智攻关,实现了“1+1>2”的整体功能效益。于此,数据新闻叙事主体也相应地发生了从“个人”到“团队”的转向。
  4.“接受者”成为叙事者
  经典叙事学所倡导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原本只关注叙事文本本身,对读者问题则是避而不谈,这个时期的叙事学家们鉴之照之,将其奉为圭臬。然而,随着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换,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短板。不少学者认为:“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依赖于一种社会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得什么是作品与社会之间具有一种交换性质,而交换就意味着存在于社会的欲望、目的和各种制约力量之间的综合关系。”[20]在此种环境下,叙事学开始跳出封闭研究的窠臼,以重视读者为特征的后经典叙事学应运而生,本研究所提及的“接受者”的叙事作用正是据此而来。
  传统新闻报道向来以专职记者为主导,记者是信息的发出者,决定着事件将以何种形式进行叙述。当然,强调记者的作用并不是对读者的刻意抹杀。毕竟,受众充当“靶子”的时代情境已渺。传统报道仍然讲求互动,比如读者可以通过电话、邮件、写信等方式向媒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新闻报道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改观,较为常见的就是“读者来信”。特别是发展到新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爆炸式增长,不仅选择性接触机制的效用更为凸显,而且读者的许多观点可以直接附于报道末尾以评论的形式出现,喜怒哀乐一目了然,对传播者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主动性并不等于主体性,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俯视和被俯视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的读者权力大幅扩增,其本身已经成为“记者”的一部分,这是传统新闻报道所不曾有过的独特景观。谈论甚广的微博虽然看似也有此特点,但微博特别是普通个体发布的微博,与正统新闻相比,能否配得上“新闻”这一称号恐怕还有待商榷。在微时代,“个个都是发言人”倒可以盖棺定论,但“个个都是记者”却未必站得住脚,专业叙事策略绝非一般读者能够熟练掌握。读者地位真正实现“逆袭”是在大数据时代,许多数据新闻无需专业记者或者专业媒体驾驭,独立个体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并且不少一举成名,谓之专业当之无愧。例如,每年的全球数据新闻奖的行动主体虽然是媒体,但仍有不少个体用户获奖,首届数据新闻奖就有18个自由职业者获奖。在最新的2016年全球数据新闻奖获得者中,并非记者出身的Sisi Wei就因制作了系列有名的数据新闻而获得年度最佳个人奖。如《作为武器系统的金钱》(Money as a Weapons System)能够帮助用户浏览阿富汗战争中军官出资建设的奇怪而又无用的项目。她还创建了一个游戏,用户借此可比较阿富汗战争中那些失败的工程与相应可以在国内进行的税收减免、社会项目等,从而更好地理解阿富汗战争中的资金浪费。
  除此以外,用户本身是数据的生成者,而用户数据又是制作数据新闻的重要通道,从这个角度讲,用户仍可对数据新闻制造潜在性影响,一举一动都可传导映射至新闻文本之中,“如果说媒体记者是通过和被采访人的交流获取信息,那么数据新闻则是将寻找数据背后的隐含信息的权力赋予了公众”。读者还可通过挖掘数据新闻所提供的原始数据鉴别真伪,对媒体最初发布的新闻进行调整修改,甚至“另起炉灶”制作截然不同的新闻重构叙事方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以往零星的点评和建议。由此可见,数据新闻的读者已经有机会、有能力掌握新闻制作权,且专业性毫不逊于传统的专业记者。所以,本研究认为,数据新闻背景下的叙事主体也已被接受者分走一杯羹。

 

四、结语

 

  因大数据的蜂出并作,作为“人”的传统记者在数据新闻叙事中的主体作用遭际大范围播撒和异延,并受困于“作者之死”而不得不转身变脸以让渡原有职能和权利。必须警惕的是,尽管数据源、机器人、数据团、接受者等多个叙述者的“发言说话”使记者权力遭受消解,但记者的叙事身份并未改变。从叙事的客观性角度而言,如果作为叙事主体的数据记者从自身利益、立场出发,那么前面多个叙述者所追求的客观真实性无疑都将破产。毕竟,数据的选择、机器程序的设定、数据团队的组建、受众对数据的审核,无不隐匿着记者的身影。用一句形象的话概述:数据新闻的关键问题不是能不能客观叙事,而是想不想客观叙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75615部队)

 

  注释:
  [1][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41,139
  [2][5][7]何纯.新闻叙事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6:20,21,27
  [3]王泰来.新叙事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11-112
  [4][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修订版)[M].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53
  [6]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07
  [8]罗朝文,阴良.叙事学视域下我国军事新闻业务特点与西方新闻“客观性”的差异[J].新闻传播,2010(12)
  [9][10]赵江峰.可视化“数据新闻”记者角色的新转换[J].新闻知识,2013(10)
  [11]喻国明,李彪,杨雅,李慧娟.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2
  [12][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6
  [13]郎劲松,杨海.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可视化传播的创新路径[J].现代传播,2014(3)
  [14]曾庆香,侯雪琪.数据新闻:社会精英话语权的消解[J].探索与争鸣,2015(3)
  [15]徐曼.国外机器人新闻写手的发展与思考[J].中国报业,2015(12)上
  [16]彭兰.“大数据”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新震荡[J].编辑之友,2013(1)
  [17]黄志敏,陈嘉慧.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的创新[J].传媒评论,2015(4)
  [18]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8/27/c_134554133.htm,2015年8月27日
  [19]黄子健.澎湃数据新闻:传统媒体新探索[J].中国传媒科技,2014(12)
  [20]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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