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放眼全球、胸怀全局的超凡战略眼光的谋划与引领下才得以起步并取得成功的。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以及对世界产生的冲击与影响无论怎样形容也不为过。出版业作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与方面，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从弱到强、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发展到具有相当产业规模与实力的过程。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回思新闻出版业所走过的改革历程，同时校正自己的方位与方向，我们愈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所肩负的艰巨使命与存在的明显不足。党的十六大曾经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进一步指出：“发展必须坚持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和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党的十七大更发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对于新闻出版业而言，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改革的道路仍很漫长，我们应当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与决心，努力使新闻出版业在规模与层次上不断得到提升，迅速成长为生机沛然、充满活力的现代智力型产业，为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提高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辐射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对新闻出版业改革历程的一个简要回顾

1.第一个十年（1978-1987）：解决“三难”问题

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就其经济层面的意义上说，首先需要解决的当然是出版生产力的低下与人民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之间极大的不平衡这样一个矛盾。这与我们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与发展阶段也是相一致的。我们都应当清晰地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因印刷力的不足而导致的书荒现象，而因为出版业包括发行业总体的机制没有理顺，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产生的“买书难”、“卖书难”、“出书难”的所谓“三难”问题令无数读者、出版人、作者叫苦不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出版史与印刷史的文明大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的阅读需求问题也就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1979年4月，国家出版局在京召开部分地方出版社座谈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应改变地方出版社的“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出版方针。这一问题在当年底于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由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做出了结论：“地方出版社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从此地方出版社作为我国出版业的一支生力军得到了极大促进与飞跃发展。

为切实解决图书买难卖难的现实问题，1982年6月，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首次提出在全国将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即“一主三多一少”。会议还研究将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改革购销形式，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

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与全面深化，出版业也不能再沿用旧的管理体制与模式。1988年5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坚持按劳分配，扩大出版能力；关于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则是提出了“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大力发展横向联合。”图书的流通更为顺畅，明显缓解了群众买书难的问题。

2.第二个十年（1988-1997）：“阶段性转移”战略的提出

经过改革开放与对出版生产力的大力拓展，我国出书品种大为增加，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这里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事情应当说对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1988年3月26日～4月4日首届全国图书交易会在上海举行，此后先是作为全国书市，在2007年被正式定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其间虽或有中断，但基本延续下来，轮流由国内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城市做东举办。全国书市的出现虽出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强力推动，但一方面它促进了业界信息的沟通与市场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对培养全国各地群众的读书热情功不可没。另一个是1991年5月24日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5月30日由国家版权局发布。如果说前者是从推动市场繁荣、发展出版生产力的角度而言，后者则是在规范市场、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出版业改革的进程中，为解决图书供求矛盾而制定的出版规划与不断大力拓展的出版能力都起到了突出的成效，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渴望与需求，但到一定阶段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与经济发展同样的难题，就是规模扩张、数量增长与质量效益之间的矛盾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出版业已经呈现出品种的不断增长与总印数的徘徊不前的情况。于是1994年1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即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并提出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市场。这也成为相当一段时期指导新闻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工作方针。

1997年对新闻出版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一方面党的十五大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步伐的临近，出版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压力也与日俱增，新闻出版业如何应对挑战成为一个紧迫的话题。1997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围绕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兼营和联合、发展连锁经营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3.第三个十年（1998-2007）：集团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集团的组建于1997年酝酿，1998年开始起步。1998年12月新闻出版署批准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从此我国的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发行集团、印刷集团以及期刊集团在各地纷纷组建，这也是为应对外来挑战、适应新形势下对出版工作的新要求所采取的必要举措。

党的十六大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特别是极具新意地阐释了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将它上升到综合国力的提高这样的高度，并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竞争力”与“文化产业”的概念，对文化体制的改革起到了直接的加速和推进作用。而在此之前2001年8月《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即“17号文件”）已提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集团做大做强”，“实行多媒体兼营”与“实行跨地区经营”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部分提出要“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

依据党的十六大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精神，中央两办于2003年配套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3〕21号），对改革试点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并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先点后面、统筹兼顾”的工作方针；另一个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5号），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的转制企业在财政税收、投融资、资产授权经营、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相应规定。

经过两年多的试点与探索，在积累了一定经验、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它标志着自党的十六大提出改革文化体制、发展文化产业以来，所有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纲领性的指导意见。《意见》共36条，明确提出了在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业改革、重塑市场主体、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等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

二、关于当前新闻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现状的几点思考

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集团化建设及从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应当说我国的新闻出版业在探索体制创新、重塑市场主体，力求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法人治理结构，创新运营机制，推动“三项制度”改革与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集团的活力与实力明显增强。现在我们已可以说，解决人民大众的阅读需求早已不是问题，而是如何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好地满足，同时通过产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做强自身，一方面有效地把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播出去。

新闻出版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出版人锐意进取带来的必然成果，是与我国总体社会经济的进步历程相一致的。然而我们同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闻出版业今天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考验，自身也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矛盾与危机，亟待进一步的改革来化解与消除。

首先，正如业界资深人士巢峰先生曾经撰文指出的，出版业面临着严重的“滞涨”问题，即“有增长，无发展”，主要体现在图书品种的不断扩张与单品种印数的急剧下降。出版社在总数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图书品种年出版数从1985年的4.5万种扩展到近年的23万余种，而总印数始终在60～70亿册之间徘徊。出版社不得不一方面靠多出新书、广种薄收来维持生计，从而陷入品种无限膨胀、库存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迫于人力成本、生产资料成本等不断上升的压力，而目前社店关系的缺乏规范与诚信使得高定价、低折扣几乎成为出版社的一种必然选择。这实际等同于出版方与发行方联合对读者利益的一种欺诈与伤害，其结果必然是使图书的发行更为困难，出版业的资金链条更加脆弱。

其次，虽然我国目前在图书出版、报纸、期刊、发行等领域均已组建了若干集团，在一定区域内发挥着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而且经过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集团努力在向着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迈进，但就我国新闻出版领域集团建设的总体情况看仍存在着如下缺陷或先天不足：一是各集团多为行政推动组建，缺乏市场内生的聚合力与调控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与配置缺乏效率，管理机制的运行仍显滞碍；二是虽然2001年的“17号文件”就已经提出要“促进跨地区发展和多媒体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但从现状看囿于政策与体制的限制，我们的大多数集团仍然属于地域性或地区性的、以单一产品为主体的集团，产业集中度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三是在本世纪初业内主管部门即已提出组建集团不能只是一种模式，既要有外延扩张式，也要有内涵主导式。遗憾的是由内涵发展、自我积累壮大而成的集团我们至今未见。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国的新闻出版业仍然属于“诸侯经济”，有了地盘，才能有市场，实际赖以支撑的就是人口数量与教材教辅。没有相互间的地区壁垒设限，一批出版社就难以生存。如果说跨媒体经营尚有政策的局限，为什么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进行资源整合也这么难？背后就是利益的问题。

第三，笔者以为，新闻出版业发展至今天，我们应认真反思并考虑这样几个问题：新闻出版业在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与建设和谐社会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新闻出版业应当为中华文明的弘扬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新闻出版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是因为现在许多出版单位似乎有一个误区，即新书越多越好，创造的利润越多越好，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当然，这也是迫于出版改企、经济压力陡增后的一种无可奈何之举，但当大量微观的出版经济主体过于商业化、市场化从而引发出版市场上不断的“跟风”、“炒作”及伪劣图书出现后，宏观上出版业就显然难以尽到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引领、智力支持与道义底线的责任。关于第二个问题，在我们的年出书品种已跃居世界第一的时候，我们有理由问一句，我们有多少书籍是能够在世界上产生一定影响力的？我们有没有发行超千万的报刊？我们在出版版权与实物进出口贸易上何时能够扭转比例悬殊的逆差？我们虽然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作为文明古国与在世界拥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应该可以在文化建设上有所作为，或者出版出为世界瞩目的优秀作品，或者培育出世界知名的文化企业集团，可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在成绩上还是在制度环境的建设上我们都还很有欠缺。关于第三个问题，改革当然是为了解放出版生产力，更多更好地出版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需求。但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一切向钱看的书号承包、利润分解到个人，比如刚性的全员聘用、末位淘汰。有的单位长期不进一个新人，大量的是聘用人员，造成在一个单位内同工不同酬、两重身份两重天的现象。即使是在纯粹的物质产品生产企业也应有起码的企业文化与和谐氛围，而我们一些最需要人文精神的积淀与熏陶的出版单位却充斥着小本商人的铜臭味与追名逐利的浮躁心态。

我们发现并指出问题，决非否定新闻出版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事实上，在传统出版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高新技术打破了出版媒体间的界限，对于我国出版业而言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即有可能与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前出版业数字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改革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新闻出版业一直渴望实现“跨越式发展”，要迈上新的台阶，只有借助高科技的翅膀，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与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也会愈益深化，从而推动新闻出版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