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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超越性及实践张力*

——以新世界主义为分析视角

作者:邵培仁   许咏喻        来源:《中国出版》        时间:2018/3/2 14: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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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其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趋势或者传播后果引发的思考不绝如缕,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者和传播学者注意到其所带来的问题却无法给出具有阐释力的解决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不仅在规避民族主义困境下给出了应对全球化浪潮的新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向。研究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是一种极富超越性的构想,具有极强的阐释力、实践力、弹性和张力,它致力于建构的不再是貌合神离的“地球村”和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而是一种“既能手拉手又能心连心”的“新世界主义”。我们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论述为代表的新世界主义建构了迥异于传统全球化和传统世界主义的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为维护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异中求同的传播理想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自洽性和实践可行性。
  [关键词]  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主义   新世界主义

 

  尽管“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下同)本身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学术界和传播界的关注,但在解决全球化问题上却一直缺乏能够符合全球人类理想的应对方案,直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化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化表述被学术界称为“新世界主义”,具体是指“习近平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其行动方案”。[1]中国的新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各国携手“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构一个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生共荣、共赢共享、和平发展的新世界。[2]新世界主义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放置在一个格外重要的位置,既避免了旧有世界主义“过于理想化”及“很难在实践层面解决世界资源分配及各国顶层决策国际传播的困局”的局限性,又能够“褪去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并摆脱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3]在本文中,我们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世界秩序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展开,试图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论述对传统学术界久觅未果的探索进行的回应展开思考,从而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建构的新世界主义的思想贡献。

 

一、全球化的困境与人类世界秩序的迷思

 

  全球化作为当前经济格局的一种表现形态,指的是“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文化冲突和公民社会各个领域里可以感受的日常行为的去除疆界性”。[4]但这种全球化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日常生活的感知中,它还广泛体现在全球秩序的不平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最终的结果是在最大程度上放大了既有的不平等状况,除了少数发达国家,所有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在为少数国家所建构起并反复标榜为自由民主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注定存在着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现象”。[5]以至于迄今为止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都将其视为批判的起点,因为这种全球化在实质上只是披着自由、平等的外衣,实际进行的是不平等交流与合作。在若干学术研究中,我们都可看到对“全球化”这一宏大命题的深刻批判,不少学者都充分认识到基于经济合作、贸易往来、信息流动而建构起的“全球化”浪潮,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公平、正义,反倒成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其经济输出、文化输出、价值输出甚至是新殖民主义进行保驾护航的借口。以至于吉登斯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视阈下的“普泛性危机”,杰姆逊更是将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向全世界扩张背景下的“文化渗透”与“文化宰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的频繁已经形成了第一个村落,但却没有同时完成对这个村落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这个“地球村”虽然具备了形式上的“你来我往”,却没有真正实现交往过程中既要“手拉手”又要“心连心”的理想状况。为此,有些学者开始尝试通过某种共同价值观念的建构来摆脱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性问题——至少让“他性”获得尊重,让“交往”变得平等。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以及不同文明进行跨文化交流实践中,一直带有很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痕迹,不管是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还是西方现代性通过今古之争、东西之争所确立的西方中心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将自我视为全球的中心,而将其他一切文明、文化视为他者。自从全球化成为一种浪潮以来,世界上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种全球化所隐含的以强势力量为支撑的国际话语体系在理论论述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不平等的现实。因此,在探索如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全球话语秩序建构问题上,不同背景的传媒界及学术界各种论调不绝如缕,有的包含着对人类全球命运的忧虑和思考,有的则依然浮现着传统霸权思维的痕迹,以至于从媒介的话语表征中,让我们看到一种颇为混杂的局面,即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媒体所表达的世界想象“交织着全球化、西方中心主义、美式霸权、亚洲主义、第三世界、大儒家文化圈等多重声音,以鲜明的文化政治性形构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回响”。[6]从一定角度上看,这些无比混杂的话语形态正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世界局势所面临问题的多面向思考,它以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参照并希望解决全球化本身带来的“现代性后果”,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本身作为一种主张或者解释行动的理念都难以超越历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甚至某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本身不能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方向——看上去更像是制造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它很难获得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认同。
  于是,如何能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成一种可以为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理念,用来调整和规范不同的国际交往主体的行动从而实现天下大同的宏伟理想,成为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政治、经济、文化、传播学界的难题。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就认为,“任何层次上的管理,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都要依靠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共同的特性。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处于全球公民文化之中,能把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念寥寥无几”。[7]实际上,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论著中有很多类似的思考与表述,他们都指向了全球化背景下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指向了全球化本身因旧有的世界秩序不平等所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只是很难能够站在一种可以让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民族都能够充分认同的立场上提出一种普遍为全人类共享的观念。任何主体在建构自身系统化的价值观念时都会回顾自身的发展历程和思考同时代的主体间关系,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公开表达对自己身份并阐释其角色和地位时总会不自觉地将历史经历和国家关系作为镜鉴进行思考。
  因而,从根本上讲,全球化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需要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秩序规划,从而使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宰的全球化转变为符合全人类利益需求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不是推崇少数几个国家的霸权,不是停留在“尊重他者”的简单层面,更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幻象——它能够将全人类而不是某个单极的国家构筑成一个彼此认同、关系融洽整体,使人类地球村不仅有村子的形态更要有内在的血脉。从这个角度上讲,“世界主义旨在建立一个跨种族、国界和文化的共同体,而这也使得世界主义有了太多的乌托邦色彩”。[8]这就必然导致这种极富理想主义的构想不能获得理论自身的彼岸性,只能停留在一种描绘式、构想式的空中楼阁的状态,不仅缺乏全球范围内广泛的认同度,更为致命的是,它因缺乏足够的实践张力只能停留在书斋的讨论中。

 

二、一种超越性的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群体或者国家而言,“共同体”都是一种基于归属意识而建构成的整体。在关于阶层、阶级、冲突、矛盾等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共同体”往往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固的结构,并以共同的利益为目标,它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的前提。“共同体”意识的萌生是经济条件、社会文化、历史境遇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会自然而言地产生,而是需要一种积极的建构、倡导、动员以及实践。要建构成一个水乳交融的共同体,并使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认同这一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其中最为关键是,这种被抽象出来的价值观念需要得到共同体大部分成员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及其领导集体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高瞻远瞩的认识把握中国及全球历史的发展脉络,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极富阐释力的表达——这种以中国作为方案提供者和实践倡导者的身份提出,成为不同于以往全球化的另一种极富阐释力、实践力的全球人类秩序方案。中国自近代以来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找到了自身的发展道路,也在这些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了如何以更具有大国责任的态度屹立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在这些探索中深刻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也认识到,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弱肉强食的关系。相反,爱好和平的人类都是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原本共同生存在一个“世界村落”也即“地球村”中,只是长期以来全世界范围不均衡的发展历史缔造了今天西强东弱的格局,缔造了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这个背景下,主导旧世界秩序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将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拱手让给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真正通过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实现落后地区的发展,而真正要摆脱这种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一种基于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少数国家利益的共同努力。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2015年12月在乌镇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想,顺应了当下“全球、全民、全媒”的传播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的命运共同体论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和全球化的视角,它既不同于之前包罗万象的“全球化”理论,也不同于充满悲观和批判色彩的“风险社会”理论,而是一种积极的建构,一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国际贡献的全球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为背景,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体系化表达。它所致力的不再是顺应以西方少数发达国家所致力于维系的全球化状况,更不是为了谋求单个国家的一己之私,而是对霸权世界的一种挑战或者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界主义已经成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一剂良方。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应当为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往昔的‘中华帝国’,也不是在霸权轮替的角逐中跻身新的‘霸主’之列,而是在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身,最终促进人类走向公正与和平的‘后霸权世界秩序’(post-hegemonic world order)”。[10]与以往的世界秩序不同的是,这一轮新秩序的缔造者是中国,再进一步讲,是中国作为首先倡导者,并开始通过实际的行动——“一带一路”等各种国家布局不断地将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巨大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开放包容为特征,以互利共赢为追求,恰恰是对新世界主义的最好诠释。中国传媒一直抱有与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景。尤其是自倡议推进以来,的确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果:这既包括国内国际新闻市场扩大以及对全球重大新闻事件传播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国际话语权、传媒经营体制、内容叙事、专业训练等一系列层面上的变化。在媒介市场化推动下,诸如新华社等为代表的国家主流媒体,通过扩大新闻采编规模,强化新闻及时性和准确性,提高内容输出品质与数量,开设新增营运部门,创新网络、广播电视多媒体平台等各类手段,逐渐从党的宣传工具向世界一流新闻组织转变。[11]

 

三、新世界主义:从理想到实践的可能性

 

  一种理想如果只停留在假象或者规划阶段,那只能是空中楼阁,需要让理想转化成现实,还需要一整套的实践过程。德国学者贝克曾经对“世界主义”做过系统的阐释,他认为,“世界主义要求一种新的一体化方式,一种新的认同概念,这种新的方式和概念使一种跨越界线的共同生活变得可能并得到肯定,使他性和差异不必牺牲在人们假想的(民族)平等的祭坛前”,[12]在此基础上,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同一性”和“一体化”将面临新的契机,即“不再是一些人对于他者的霸权或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霸权的代名词”。[13]其基本观点是:主张“世界意识,无国界意识”,“推崇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14]贝克所提及的“世界主义”显然是一种缺乏操作机制的构想,他希望通过一种“普遍适用的规范”发挥调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但又将规范问题和能够起到实质作用的操作方案留给了后人。可以说,贝克的“世界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理论化的想象,它没有找到真正的落脚点。真正具有阐释力的价值观念必须是一整套的理论逻辑,更要以全方位的人类历史实践为基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超越东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性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整套论述被学术界概括为一种“新世界主义”,它史无前例地缔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去思考当前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未来人类社会理想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思想所建构的新世界主义已经找到了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紧密衔接的路径。或者可以笃定地认为,“新世界主义既是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中一个响亮的概念、主张和口号,也是一系列具体、切实的行动”。[15]它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将跨文化实践中所有的主体都考虑在内,“不仅可以避免本土性被同化、同流或者合谋的命运,能在全球性的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也可以让全球性在新的体系中进一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内涵和面向,让两者都能再次找到焕发活力、再现辉煌的新路”。[16]这种新路径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的主体中心思维,打通了理论勾勒与社会实践的真正区隔,描绘了一种富有阐释力同时更富有实践力的实践图景。
  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超越传统意义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17]这种“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既有全球化的超越,除却其自身具有极强的超前性和创造性,还是对旧有的以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为主体所建构、维护的旧的世界秩序的一种反思,更是对以贝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此前所提出的“世界主义”的超越。更为重要的是,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依据和充满建设性的远景规划。新世界主义致力于构建具有相同人类幸福愿景的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生态,不仅造福中国,也将造福世界。作为学者,我们在对新世界主义的丰富内涵进行系统化论述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模型”,即“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突破地域与空间的限制,由中国内部向东盟、周边和亚洲扩展,延伸至全球各大板块,直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主义核心理念”,进而形成的同心圆模型。“在一系列半径不一的同心圆中,共同体从最内圈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到最外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内而外依次发散。共同体在各个层次的尺度关系中,每一个尺度既相互独立、层层扩张,又层层关联、区位互通”。[18]实际上,这正是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具有的阐释力和实践力最为形象的解读,它的中心只有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科学化、理论化和超越性的构想,同时也具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可行性。
  同样,我们需要正视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引发世界的瞩目,一些基于自身立场或者民族主义的猜忌和想象也开始浮现。譬如,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所炮制的所谓中国的“人口威胁论”“军事威胁论”已经开始演变成“科技威胁论”,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有较大的可能引发西方部分学者、媒体的敌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时刻秉持一种“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心态,还需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方式加强与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最终使中国梦映照世界梦的光辉,也使世界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我们可以料想得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为核心的“新世界主义”将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中国走向世界,重归世界中央的一个标识,同时也是中国积极向世界贡献自身智慧的缩影。只是,重归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曾经崛起过的资本主义大国,它不输出政治、军事,不进行殖民掠夺,只输出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合作模式和具有中国特色又可为世界借鉴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所建构的世界秩序,也不再是推崇少数几个国家霸权地位的旧秩序;它为不同文化、文明提供共享各自精彩的机会,它让麦克卢汉笔下的“地球村”不再貌合神离,而是以水乳交融的姿态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民族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华夏传播观念研究”(16FXW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华文化中亚传播的路径研究”(XJEDU0471680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作为全球战略和现实考量的新世界主义[J].当代传播,2017(3)
  [2]邵培仁.面向新世界主义的传媒发展与愿景[J].中国传媒报告,2017(3)
  [3][18]邵培仁,周颖.国际传播视域中的新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流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7(5)
  [4][5]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M].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37
  [6]邵培仁,王昀.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媒发展[J].编辑之友,2017(1)
  [7]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42
  [8]邵鹏,左蒙.新世界主义视域下的中国电影国际化[J].当代电影,2017(8)
  [9]赵银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和”的境界[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17/c_1119401010.htm
  [10]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J].学术月刊,2015(8)
  [11] Hong,Junhao (2012).From the world's largest propaganda machine to a multipurposed global news agency: Factors in and implications of Xinhua's transformation since 1978.In Wenfang Tang & S.Lyengar (ed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between the media and political system? (pp.117-134).New York,NY: Routledge.
  [12][13]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世界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2)
  [14]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M].杨祖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1,225
  [15]邵鹏,陶陶.“新世界主义”图景下的国际话语权——话语体系框架下中国国际传播的路径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16]邵培仁,沈珺.新世界主义语境下国际传播新视维[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17]王义桅.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大气魄[EB/OL].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17/1008/498484.shtml?url_type=39&object_type=webpage&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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