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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员职业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作者:姜  海   周  逍        来源:《中国出版》        时间:2018/3/27 11: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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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编辑人员的职业流动看似是工作场域的转化,但其本质却是现代理念和制度下的一种“新流动范式”。以健康传播为理论基础,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文章呈现了今天编辑职业存在的“失范性”结构,发现编辑人员在流动之时所存有的专业性、身体性、行业性以及情怀性的健康选择,并以此延伸出延续、取舍、放弃及对抗的健康反应,表明破解这种职业流失的核心在于重新建构行业的健康体系,实现以职业荣誉感为核心的内外部健康适应机制。
  [关键词]  健康传播   职业流动   编辑人员   机制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R·William)曾表明,健康的媒介应满足多样化的渠道、多元化的信源和大众的传媒接近权三个条件,而作为媒介“把关人”的编辑与之匹配结构中,健康也成为其职业转型的动力之一。

 

一、“失范”的结构:职业平衡状态的打破

 

  源自社会学概念的“失范”意指“社会在个体身上不充分在场”的结果,[1]其强调某种结构混乱,并将其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反常现象。从职业场域来说,这种现象的根源“不在于这些成员缺乏获其所需的能力与机会,而在于他们对这些需求没有明确的认识”。[2]而作为以产生社会效益并兼顾市场逻辑的双重角色定位,编辑人员是被锚定于“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3]中的。当编辑人员在心理、身体以及职业认知方面的张力结构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之时,其“失范”便会产生。
  1.心理的失衡——职业倦怠的产生
  有学者[4]研究表明,职业倦怠(Job Burnout)是专业辅助行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工作具有高度重复性、利他性的编辑行业人员而言,其极易出现情绪疲惫的工作生产、消极冷漠的工作人际以及缺乏持续性的工作投入等心理现象,从而分裂个人对职业的依附感,诱发“(个体)只有被组织和制度的规范所代替,而内化规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5]的心理失衡结果。实际上,默顿(Merton)在延伸“失范”概念之时将其转移到了个人适应的逻辑框架,从而构成了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具体认知,“失范”则可视之为一种个人意愿与社会意愿实现途径的“分离状态”。[6]
  主政《三联生活周刊》19年的主编朱伟在其离职之际曾坦然表示:“太多恨不得每一个句子都要改的稿子”,感慨“每人为何不能尽心做好自己的事”,并以退休形式告别职业生涯足见这种“分离状态”对于编辑行业持续性影响;《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主编徐列离职后选择赴美攻读博士,虽有“纸媒衰落”的原因论,但徐列表示“是为了更好的自我追求”,并表明“记者永远处于黄金时代”。[7]可见,职业倦怠所诱发的心理失衡会迫使编辑重估自身价值与自我效能。
  2.身体的失衡——职业疾病的伴随
  如果说传统编辑的职业流动不乏行业生态的影响,那全球首屈一指的互动媒体公司“科技资讯网”(CNET Networks)的前任主编贾亚·辛格(Jai Singh)就明确表示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迫离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春雨掌上医生”创始人、网易前副总编李锐因突发心梗而逝世。这都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身体的失衡是促使编辑人员终止职业生涯的核心原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编辑职业自身也会诱发特定的疾病——如心理的异常疲劳、体力透支、头晕或某些部位疼痛等。因健康传播是“将健康教育或健康促进研究中一部分与传播学相关的研究内容”[8]提取并形成这一领域的,故而其兼具着健康促进这一传播功能意味着在其生理维度的自然属性之外,还存有着通过社会化组织和表现形式为核心的社会属性。换言之,编辑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职业病”是一种社会化行为的表现,其存在着一种双向脉络的回应:一方面,今天编辑行业所存在的大量“职业病”是没有得到体制化所认可的,没有被归拢于标准化就意味着在其他体制范畴(如医保、社保等)是不被认可的;另一方面,依照库尔特·勒温(K .Lewin)的社会心理学介入传播学的范式,在诸如职业中的愉悦身心、心理健康对于职业的延长、职业健康观的认知以及心理健康对工作质量的提升等方面则极为欠缺,甚至被长期忽略。
  3.认知的失衡——文化权威的消解
  实际上,编辑工作的“失范”还在于一种文化资本转移而导致的权威消解。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于“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概念的逻辑,锚定于编辑这一工作场域之时,至少包含着三项权利:其一是可以以优先权来组织、采集、收集、整理、编纂及审定各种精神产品,并使之展现于大众,或决定其市场流动的权利;其二是将各种文化资源整合成为具体的、可以感知并有着市场认可的,如图书、期刊、文献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其三是通过“个体与群体凭借着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9]的权利,即编辑行业特有的构成市场经济资本的出版权利。三者共同构成了编辑职业特有的“文化资本”,促使该行业在传统的知识生产中具有着较高的文化地位。
  但随着今天传播生态格局的变化,“传—受”双方地位的转变促使编辑的把关能力日趋弱化,文化资本在今天的媒介场域中被转移,传统逻辑下编辑文化权威逐步消解。编辑把关知识生产,促使知识构成文化权威性的程度也不断被降低,这一结果同样也附加着编辑自身行业的对于文化权威仪式感的消解。编辑权威深度价值的弱化使得其自身认知产生偏离,并在市场逻辑下进一步促使编辑对于自身文化健康定位的模糊,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编辑职业的“失范”状态。

 

二、“重觅”的定位:健康移情赋予的选择

 

  之所以可以用健康传播来嫁接于职业定位,就在于健康传播是一种有着广泛适应领域的学术理念——罗杰斯强调“任何一种关于健康的人类传播都是健康传播”,[10]而苏勒斯(Suls.J)和马伦(Mullen.B)则将健康传播的定义扩大至“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11]之范围。职业作为有着巨大能动性的实践功能,且有着帮助信息传播的社会性角色定位,其在转移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多元的范式逻辑。“健康”不仅作为其中的核心而存有,且通过选择模式来促进着受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1.延续:保留情怀的专业性健康选择
  2010年,一项针对网络编辑的职业情况调查显示:网络编辑长期保持了一定的职业流动性。同时显示网络编辑普遍感到较大的工作压力。[12]虽然调查尚未建立“职业流动”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对于“职业流动”的认识无疑契合了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理论的论述:即“不是从观念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来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13]强调对于实践中所提纯的对于认知的延续。作为专业技术的职业分类,不少编辑选择延续职业的脉络中,依旧呈现出了保留专业性情怀的选择认知倾向:著名书业评论人余佐赞编辑入行超过30年,面对编辑的职业状态时,曾强调编辑需要有“别样的情怀”,表示“一本原先有些支离破碎的稿子经过我的‘鬼斧神工’,竟然条分缕析,成为一部好稿”,[14]是编辑应收获的最大成就感。无独有偶,被誉为“中国现代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社者姜椿芳以严谨的编辑方针和灵活的编辑方法专业化的梳理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填补了一项出版空白,也让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景仰不已”。[15]
  可以说,这些编辑前辈选择秉持着专业性的情怀来延续自己的职业路径,促使编辑完成了角色性主义向专业性主义的身份转换:即编辑职业成为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和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一种职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着专业的自治权。同时以健康的专业话语为公众服务,建立起了规范与文化的共识,并最终促进行业成员愿意为之终身奉献的核心认知。弗里德森(E.Freidson)曾将这种专业主义视为一种“组织化的高度自治”,并将其视为区别于市场控制和政治控制的第三种控制方式。[16]这说明了具有专业化壁垒的组织自治可以视为一种健康的行业引导方式,而建构起从业人员对其职业的健康情怀。
  2.取舍:遵从价值的身体性健康选择
  既然是作为一种职业,编辑工作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专业主义与组织(如政府体系、出版社建制等)之间构成彼此相互博弈的体系空间。在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之中,冲突与支持并存,矛盾与妥协交织。故而,健康成为了编辑作为职业取舍的一种选择性变量:今天约有九成的编辑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中八成编辑的颈椎与腰椎有问题,七成出现过肠胃疾病。[17]同时,大量编辑职业存有的诸如眼部不适、心脏功能紊乱等身体问题以及压力过大、情绪悲观、工作抵触等心理问题都是无法被规制与认可的亚健康状态。
  在遵从于身体的健康选择之时,编辑职业开始脱离狭隘的专业主义的范式,进入到了更为宏观的“职业群体”(Occupation Groups)的范式之中,呈现出涂尔干(é·Durkheim)所谓的“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18]的群体性健康传播现象:例如,当某位编辑出现身体问题,一定能够诱发整个编辑群体对编辑健康问题的再次性关注,编辑群体会集体发声,呼吁职业的健康性问题,彰显团体所肩负的健康职业责任与认知。与此同时,这种健康问题也以独特的方式促进了编辑群体的整合,诱发了以职业健康意识为核心的集体意识的崛起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彼时健康意识会成为一种集体性存在,“健康”成了职业—团体—社会之间重要的“中介化”元素,参与性地构成了职业性的社会与道德的秩序。而此时的“取舍”不仅是指所谓职业选择中的坚守或放弃,更兼顾着编辑个体与集体存有之间的某种结构性的双向张力:即“取”自于编辑对健康和集体意识的崛起,却也“舍”去了编辑对“为何产生这种健康问题”中涉及职业法则中的强权意识认知。
  3.放弃:转型体系的行业性健康选择
  2013年原《外滩画报》总编辑徐沪生离职转型,创办新媒体“一条”视频;同年4月,凤凰周刊主编黄章晋离职,创办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2014年,《第一财经周刊》主编尹险锋离职,创办手机应用程序“好奇心日报”;2015年年初,《纽约时报》中文网副总编困困离职,创办互联网女性社区“玲珑”……大量传统媒体的编辑在2013~2016年之间出现密集的转型离职现象,并集中转向了区别于传统职业属性的全新领域:有的编辑选择运营产品,建构新媒体环境下的全新内容生产;有的编辑思考商业模式,建立了与原来职业密切相关的新媒体逻辑;有的编辑则化身公司CEO(首席运营官),开始职业管理的全新突破。
  可以看到的是,这类编辑的转型多以放弃原有的职业路径为方式,并进而转向其他行业,这与传统媒体行业性健康生态的降低密不可分。在涉及健康传播的理论范式之中,这属于典型的健康生态模式——其不仅将健康传播视为一种行为来加以理解,还关心所处场域或情境的健康情况,强调通过行业整体对健康呈现出一种传播考察,以一种体验式、思辨式的思维来进行一种趋势化的整体分析。换言之,在理解编辑作为一种职业的同时,“健康”不仅是诱发职业变动和转型的一种变量性因素,也是涉及社会与行业情境的一种生态性元素,呈现出了一种特有的健康系统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强调的是各种要素在相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系统互动。对于行业性的健康系统模式而言,其强调以个人的健康选择为核心,并将各种不确定健康问题视为一种方法,来思考社会支持和处理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动摇一种可预知性,从而变成了一种问题整合理论(Problematic Integration Theory)。
  4.对抗:更迭认知的情怀性健康选择
  既然作为一种问题存在,有的编辑以放弃的形式来转型于不同行业的健康性选择,也有的编辑选择以“对抗”的形式来呈现出特有的职业情怀。这里的对抗并非一种体制化的对抗,更多是立足于职业化路径的一种专业博弈:如对稿件之中的核心观点秉持不同看法、对作者的文稿修改不甚满意、对文稿的多次修改存在抵触心理以及对审稿流程或方法的不满,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编辑往往具有着专业与职业之间某种矛盾点,即编辑往往无法彻底否认作者的论述观点与行文方式,但又因为刊物定位、自身偏好等无法完全认可作者。这样一来,一种非健康性的张力空间便会形成,促使编辑产生自我矛盾、不满、甚至悲观性的情绪。
  面对于此,编辑选择以更迭认知的形式来诱发某种情怀性的健康逻辑,一方面,对文稿中涉及诸如修改意见、核心观点等以协商的形式来和作者商榷,争取达到某种执行中的平衡。同时,不少编辑也不再将自己完全视为把关人的角色认知,而是抱有着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与谦虚学习的态度向作者学习。另一方面,面对着审稿较慢、编稿人员不足等体制化的弊端,编辑也开始采用提高作者认知、绑定核心作者、拓展新兴作者的方式来弥补此类的不足,试图建立起了编辑与作者之间多元的双向沟通,提高编辑出版的相关效率。可以说,面对今天整体呈现出下滑的职业行业生态,有的编辑并非选择绝对二元性的“延续—放弃”的职业定位,而是在这种张力空间之中努力建构着职业情怀。他们依旧将编辑视为崇高的职业,并以此来适应新的职业与行业定位。

 

三、“流失”的破解:健康职业体系的建构

 

  实际上,合理的流动对于职业的健康生态形成是具有正面效应的,但“流动”与“流失”之间的差异就在于从业者能否继续在这个行业中持续性地感受到价值增值。具体到编辑行业而言,就是可否使编辑在职业生涯中产生健康性的价值认知,这种认知可包括职业荣誉感、氛围感以及“市场—文化”间的双重职业属性,三者共同构成的这个编辑健康职业体系成为破解编辑职业流失、重拾职业健康的关键。
  1.健康的核心:重拾编辑的职业荣誉感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传媒领域的价值理念离散与冲突是影响我国新闻出版业前行的最重要因素。[19]对于编辑职业而言,这种价值理念表现出职业荣誉感的离散。所谓的职业荣誉感,不仅是指敬业精神、对工作的主人翁意识以及职业责任等道德层面,从更深层次讲,还带有着诱发职业信念,融入快乐、幸福、理念等健康观念的认知逻辑。面对市场化竞争,编辑人员“以真理为标准”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多元的冲击,虽亦有坚守与抵抗,但对职业荣誉感的消解却不言而喻。故而,促进编辑职业健康的核心在于重拾编辑对职业的一种荣誉感。这种职业荣誉感包含着多元的元素:如健康的职业道德感、追求真理的健康精神、科学健康的编辑方法,等等。但归根到底,需要确立的是编辑群体对自身职业的一种健康定位:即认可自己从事的这项传播社会信息与文化的活动具有崇高的地位,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2.健康的内部:营造和谐的职业氛围
  已有实证研究[20]证明,组织氛围所传递出来的诸如价值、态度、行为等健康正面性会对员工的工作效能产生显著性影响,并可有效增强员工的集体归属感。对于编辑这种具有长时间共同空间分享性的工作而言,营造出和谐的职业氛围与工作环境无疑可以极大地增加彼此的支持性行为,从而诱发对于工作的积极情绪。实际上,这属于典型的健康信息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的流动与变更,在正向影响的逻辑过程之中,可具体分为公平性、支持性、沟通性以及层级性的健康职业氛围建构。
  公平性的职业氛围是指营造出个体努力与实际回报相对等的健康认知,诱发编辑对自身努力的价值认可;支持性职业氛围是指构建与同事之间良好的工作人际关系,形成对彼此工作的认同与归属,提升对于工作意义的健康感知;沟通性职业氛围则是强调“个体—个体”“个体—层级”“层级—层级”之间的彼此健康感知,其类似于群体性的传播模式,表明应通过编辑共同活动的团体内部以及团体之间的传播予以协调与整合;最后的层级性职业氛围建构应立足于现有编辑审稿的“三审制”上,强调在传统程序性的逻辑上增加更好的层级性沟通与传播效用,并基于互惠性原则来产生层级间的彼此支持,从而降低编辑组织的集权化程度,以便更好地提升整体的创造性与组织性。
  3.健康的外围:权衡职业的双重附属性
  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及了新闻出版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部署与安排,甚至规划了行业的路线图。这一革命性的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展了新闻出版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并带来了编辑在新形势下对于自身价值、走向乃至于发展着力点的多元思考。
  实际上,在权衡职业定位之时,“经济—文化”的双重属性一直是编辑行业所存有的张力空间,并在“绝对—相对”的意义逻辑中寻觅着既定的平衡点:2005年,教育部点名通报批评了《现代中小学教育》等期刊受经济利益驱使,出现了滥出增刊、一号多刊等违规现象;2012年,文学期刊《大家》为谋取钱财擅自增版,被相关部门勒令整顿;2017年,更出现了核心学术期刊《求索》主编乌东峰利用杂志收受巨额贿赂被“双开”的巨大丑闻,出版界因此蒙羞。故而,无法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破解职业流动还在于如何平衡编辑所处的期刊的这种双重属性,这是作为一种健康传播的外围层级所给予编辑的归属感与安全感。综上所述,职业荣誉感、职业氛围以及编辑职业的双重附属性共同构成的健康职业体系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见,“经济—文化”的双重属性虽然并不属于编辑职业的核心范畴,但其循环往复围绕于编辑的职业体系外围,并可随时转换并影响于编辑的职业氛围,表明一个期刊的相关经营状况会极大地影响职业的内部氛围并持续性的产生认知,从而影响到体系的核心——编辑的职业荣誉感。这点位于体系最为内部的位置,是编辑职业破解“流失”,巩固地位,凸显其职业价值的最核心部分。图中清晰地显示出结构体系是层层递进、逐步展开的:外围的“经济—文化”环境会持续循环性地影响到编辑职业的内部结构,而职业氛围作为内部结构又会影响到编辑的职业荣誉感。实际上,编辑职业的职业荣誉感、职业氛围以及“经济—文化”的双重附属性彼此交叉且形成了健康对于职业的环境、认知与机制的脉络框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三者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之中互为依靠,共同形成了基于健康传播的职业循环性的维度表征。

 

四、结语

 

  尽管我们强调从健康传播的视角来中观地分析编辑职业流动的选择机制,但究其根本,依旧是将编辑的职业实践置于这一机制的核心位置,并以健康传播的结构化逻辑来体现出多元运作的权利变迁过程。对于众多编辑来说,健康性的诸多因素将被放置于职业这一特定的场域之中,并随着其权重比例的增加而显得愈加明显。本文将编辑的职业选择机制嫁接于健康传播的特定理论,是期以表明健康传播的一种“存在”与“共同”,并进而回应作为新闻出版行业核心的编辑群体在愈加市场化的职业氛围中,如何依据健康传播来锚定于既定行为范式与实践思考,从而开辟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风险社会视角下中国电视传播的响应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14CXW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5]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3,60-61
  [2]T·Parsons Durkheim.Inte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M].New York:Macmillian and Free Press,1968:316
  [3]R.Merton.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ructure[M].New York:Free Press,1948:126
  [4]Maslach C,Schaufeli W B,Leiter M P.Job burnout[J].Annu Rev Psychol,2001,52:397-422
  [6]R.Merton.Social Structure and Anonie.American[J]. Siciological Review,1938(3),14
  [7]岳怀让,郭琛.《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辞职,将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EB/OL].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4094,2015-12-02
  [8]张自力.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第一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
  [9][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6
  [10]Rogers,E.M.“Up-to-Date Report.”[J].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96(1)
  [11]Suls J.Mullen B.Life events,perceived control and illness:The role of uncertainty[J].Journal Of Human stress,1981(7)
  [12]师静.王秋菊.网络编辑职业基本状况调查[J].当代传播,2010(4)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14]余佐赞.一位编辑的别样情怀[J].中国编辑,2011(1)
  [15]芦珊珊.姜椿芳的编辑思想[J].出版科学,2009(6)
  [16]Freidson.E.Professionalism reborn:Theory,prophecy,and policy[M].Chicago,I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42
  [17]夏帆.国内网站调查称约九成记者编辑处于亚健康状态.[EB/O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211/09/t20121109_23832231.shtml.
  [18]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22
  [19]周俊.离散与失范:我国转型时期新闻的价值理念变迁与职业道德[J].国际新闻界,2010(4)
  [20]Arthur M B,Khapova S N,Wilderom C M.Career Success in a Boundaryless Career World[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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