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报纸的厚度再次成为我国报业市场焦点。是年，武汉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楚天都市报》率先在本地发难，周平均版面由过去的40多版升至50版以上。其中，周一至周五的武汉地区版版面在56～88之间，五天工作日日均版由2006年7月的49·6版分别增至翌年7月、8月的59·2、62·7版（参见表1）。本地其他四家面向市场的综合性大众化日报在感受压力后也版厚微涨。2007年8月，《武汉晚报》、《武汉晨报》、《武汉金报》周一至周五版面在40～68之间。如，《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武汉金报》与《长江商报》的版面分别为9月4日（周二）56、48、40、40、32，5日（周三）为56、40、40、56、32，7日（周五）为72、68、56、56、32。

表1：《楚天都市报》近年（2004年～2007年）8月版面数量

鉴于广告占报纸版面的30％左右，有学者认为，四开报纸版面≥40版，对开报纸≥20版是报纸进入厚报的临界点。^[1]显而易见，2007年武汉地区与我国东部中心城市等政治与经济发达城市的综合性大众化日报已迈过厚报门坎正向厚报的纵深地带挺进。厚报现象是近年我国报业演变的重要现象之一，但对此问题议论几句的多，专门研究的少，笔者发现的专门研究文献仅有喻国明的《“厚报”的标准、成因与限度》与朱德泉的《中国厚报体检报告》（均见《青年记者》2005年第9期），且以2004年我国报纸广告收入近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为背景对厚报发展持以反对为主的意见。对此，笔者另有主张。本文拟用文献与实地调查方法、以我国报业竞争最激烈地区之一的武汉地区厚报最新变化为主探讨我国厚报发展问题。

一、当前我国厚报的特点

（一）由初厚向更厚：我国厚报已进入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厚报诞生的分界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报纸不厚，无论中央的机关报还是地方报纸，一般只有4～6版。这之后则渐次增加到8～16版。《人民日报》每年8月15日的版面: ^[1] 从1975年至1979年5年间，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均为6版; ^[2] 1980年至1995年16年间，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均为8版，悉非厚报。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8年以后，我国面向市场的综合性大众化日报蓬勃兴起，不断扩版增容，终至突破40版大关，厚报初具轮廓，是为我国厚报发展的第一阶段。

不过，进入新世纪不久，随着国家对医药、房地产等有关广告市场的整顿，中国内地报业广告收入放缓，个别年份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2002年～2005年间厚报总体走势是版面持平并出现一定的减版。但2004年《中国报业年度报告》预测我国报业从2006年起将迎来第四个增长周期。2007年武汉地区等的厚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预测。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厚报发展的第二阶段：厚报更厚，动辄50版、60版、70版、80版，少量出版已逾百版，如《齐鲁晚报》2007年8月21、23两日，版面高达112版，将厚报的临界线远远抛至身后。2007年，华中武汉地区的厚报再厚，不过是我国厚报由东而西之必然。

（二）厚报主要集中在大众化报纸，机关报不在其列

首先，我国的党委机关报与厚报基本无缘。据笔者统计，2007年8月20日～9月2日有关报纸版面数量，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与《北京日报》、《解放日报》、《重庆日报》、《湖北日报》、《云南日报》、《黑龙江日报》这些省、直辖市的党委机关报版厚在9．7版～16．5版之间，均在厚报之外。例外出现在市委机关报。如《广州日报》既是地方党委喉舌，又直接为市民服务，代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报业市场上与本城另外两大报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新快报》三家综合性大众化日报比拼。

其次，厚报主要集中在面向市场的综合性大众化报纸和有关的专门报纸。后者仅具厚报雏形，如《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32版，尚不足以与《扬子晚报》、《齐鲁晚报》、《楚天都市报》等综合性大众化报纸比“厚”。见表2。

表2：我国部分综合性大众化日报（2007年8月20日～9月2日）版面数量

再次，我国厚报以四开为主。国外厚报以对开为主，主流大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德国的《世界报》与日本的《朝日新闻》均对开; 四开厚报多为量报，厚度上通常不如质报，如美国《今日美国报》为78版左右，[2] 英国《太阳报》一般80个版面。^[3] 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厚报也以对开为主，如《联合报》、《苹果日报》。我国内地厚报除《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等个别报纸之外，均为四开。

（三）在厚度上，我国内地报纸与港台大体相当，与欧美发达国家差别已不突出，厚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与那些处于社会发展中上游的发展中国家相较，我国厚报的厚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与拉美的秘鲁在报纸厚度上一般不及我国京沪穗的顶级厚报。2007年泰国曼谷出版的《暹罗早报》、《超晰日报》均32版，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光明日报》36版左右，菲律宾的英文报纸《马尼拉公报》66版左右，华文报纸《世界日报》32版左右。发行量与社会影响力均具秘鲁第一的《商报》平常出刊40版。^[4] 相形之下，我国东部的一些厚报如《新京报》、《齐鲁晚报》则更厚一些。

其次，与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内地厚报已可匹敌。台北偏绿的《自由时报》66版左右（2007年7月17日周二），偏蓝的《中国时报》、《联合报》也大体如此。社会发育超台北的香港厚报稍厚些，不过除《苹果日报》与英文的《南华早报》外，其余与台湾也差不多，中文的《明报》70版左右，《信报》32版左右。在厚度上，内地厚报与台港已比较靠近。

再次，在厚度上，我国厚报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短，差别远无过去突出。西方国家主流大报多在百版左右。美国的《纽约时报》一般百版以上，英国的《泰晤士报》工作日版面有108个左右。^[5] 德国政治立场持中的《世界报》过百，立场偏左的《南德意志报》近百，为98版左右（2007年7月14日周末）。相对落后的西班牙，第二大报《阿贝赛报》发行量近年居该国第二位，版面仍高达120版。^[6] 不过，世界报纸大国日本是个例外。该国报纸无高端报纸、大众报纸之分，而是雅俗共赏。日本三家全国性日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早版在36～40版之间，晚版在16～20版之间，合计52版～60版之间。在厚度上，我国现已与日本旗鼓相当，距欧美主流大报不算太远，可望可追，毕竟我国也有少量厚报版面逾百。

（四）我国厚报仍处于调试中，版面数量有较大起伏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主流报纸已相对稳定，周间、日间版面数量变化不大。相形之下，我国厚报版量则不稳定。其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单元版面数量有较大出入，即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单元与周六、周日的双休日单元这两个单元之间版数反差大，可以翻倍。二是报纸单元内部版面数量变化多。我国双休日报纸单元，周六周日大体相当，一般不足为厚报，但五天工作日报纸单元，总体呈上扬走向，即周一少，周二、周三版面渐增，周四、周五达到七天周版面数量峰值。

二、我国厚报增厚的社会原因

（一）我国厚报增厚的社会原因

我国厚报产生的原因，有关学者已有论述，如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增量改革的渐进化，读者要求的一站式服务趋向。这些看法较为全面，有一定深度，惜主因次因尚未分明。

纵观全局，我国厚报扩版增容加厚的根本原因，是媒介的市场竞争使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则难免将厚报及其加厚看坏。

首先，媒介竞争主体的多元化是厚报扩版增容的核心因素。显而易见，媒介市场若只有一家利益主体则只能形成行业的独家垄断局面。利益主体多元化是报业竞争的内在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媒介行为选择受由各种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利益形成的动机支配。目前，我国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存在多家各自独立的平面传媒竞争主体，竞争主要在两类对手之间展开: 一是本城所属媒体与本城的上级所属媒体（如中央属或省属媒体）相互间争斗，二是新闻集团与出版集团互相之间搏杀。首都北京报业市场竞争主体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业集团，又有北京日报等地方报业集团。北京报业市场上的数家综合性大众化日报如《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背后的真正的传媒利益主体正是这些由中央到地方的传媒集团。华南中心城市广州报业竞争主体主要是三家，即省属的南方日报、市属的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分别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新快报》等在综合性大众化日报市场比拼。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武汉，报业市场也颇云谲波诡。2001年《武汉晚报》与《今日快报》合并并归属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之后，武汉地区随后只有省市两家报业集团竞争。然而，自2005年、2006年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分别创办《第一生活》生活周报、新的综合性大众化日报《长江商报》之后，武汉地区报业已经演变为新闻集团、出版集团内外的一片混战，市场竞争主体增至四家。其中，综合性大众化日报形成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长江出版三家集团竞争的局面。为了集团利益以及报社的个体利益，厚报也成为报业市场竞争的一件利器。通过扩版增容，报社既可以为广大读者、广告商提供更多的版面以集中满足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又可以抬高竞争门槛，抑制对手，甚至拖垮对手然后清场将对手逐出报业竞赛场地。

其次，媒介市场变化是我国厚报加厚的直接原因。由表1可知，《楚天都市报》2006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在全国其它地区报业开始复苏的2006年，该报却自创刊以来首次出现版面数量负增长。什么原因？除了互联网高速成长、广告业遭整肃等因素之外，《第一生活》、《长江商报》的问世是更为直接的冲击力量。竞争新手的入场大口大口地吞噬传统报业集团的盘中餐。因此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本地报业市场的最大赢家——发行量与广告收入长期居首的《楚天都市报》。为了回击《第一生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针对对手的旗舰媒体《知音》半月刊发起回击，这就是软性期刊《城市情报》与本城期刊《大武汉》的相继面世。面对由书媒集团依托《长江商报》造成的更大威胁，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在没有图书出版阵地的情况下亦启动了一系列的回击，而厚报正是其一。通过扩版增容，《楚天都市报》的最低目标是保持既有成果，最高目标是扩大市场份额，以厚报为经济杠杆之一去削弱对手，拖垮对手。

另外，厚报扩版增容还直接承受国家，尤其是报纸所在地的社会成长与经济发展制约。办报需要资金，二次赢利模式将报纸增版与社会的广告投入量挂钩。而报纸的本地化特点，又使办报与国家以及本地经济相捆绑，后者的好坏直接影响前者用以扩版增容钱袋子的鼓与瘪。

三、我国厚报：削薄，还是适当增厚？

我国厚报增厚有其必然性，不可轻易否定。

我国大都市的社会发展需要厚报。中外厚报毫无例外地绽放于综合性大众化日报领域并非偶然。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发，我国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城区不断向外拓展，人口高速成长，内外交往日益繁密，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信息聚集与扩散功能日益强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京、天津等中心城市具有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人流、物流、金融流、信息流的聚集中心、生产中心，成为全国或地区社会发展、经济成长的领头羊。城市对信息的需求量大样多，快速无尽。而面向市场的大众化报纸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尊奉读者本位方针，通过千方百计为读者与广告客户服务来获取自我生存、发展与壮大的资源。不过，与生活、体育、证券等专门性报刊不同，综合性大众化日报以信息量大面广、样多快速为核心竞争力。作为信息卖场，综合性日报如同大型商场、超级书店，而与类似专卖店的专门性报刊以专取胜不同。如超级书店通常占地1万平方米以上，上架图书品种不少于10万。^[7] 如此宽广的卖场与丰富的品种可以保证每位顾客都能够选购到中意的商品。综合性报纸面向市场没有丰富的版面，则不足以应对读者与广告客户的多样化需求。英国《独立报》主编西蒙·凯尔纳曾试图减少报纸版面，“但事实证明这行不通，因为所有读者仍然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板块。”^[8] 厚报与厚报的适当增厚是我国社会快速发展与经济高速成长对大都市综合性大众化日报的必然要求。

当然，厚报增厚必须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但读者读报是否读完却不是主因。有学者以俄国寓言“杰米扬的鱼汤”为例，认为读者阅读能力是厚报应否增厚的关键: “版面提供量超过人们正常生活时间安排赋予报纸的时间，这种价值感就会迅速递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版面的增加还会造成人们无法阅读全部内容的遗憾和信息过量提供对人们所造成的困扰，致使读者对报纸的好评度下降甚至出现负评价。”^[9]　这不符合实际。其实，读报没有读书刚性，当今绝大多数读者读报是有选择地阅读。读者对报纸好坏的评价主要是看所需那部分信息质量。面对读者多样性与阅读需求的多元化，综合性报纸离开厚报则难以应对、满足。

鉴于快速发展的我国远未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拥有13亿人口总量，中国厚报之路当然远未结束。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厚报尽管会继续遭遇互联网、纸张价格起伏等种种挑战，难免出现短暂的低谷，但向世界报业大国靠拢的适当增厚的总趋势不会改变。

四、我国厚报应如何发展

我国厚报应该如何发展，有学者认为应抓信息质量，注意原创新闻、重大新闻，避免版面泡沫化。^[10] 看法颇有见地，但仍需要深化。

（一）认真调研，科学决策，态度谨慎，行事稳健

当前，我国厚报发展并不稳定。而厚报增容扩版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编辑工作问题。厚报是否增厚，如何增厚，必须认真调研，科学决策，综合考量。

首先，厚报增厚与传媒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办报离不开经济成本与经济上的投入产出。纸张印刷是办报最大的经济投入。除此之外，办报的经济成本还有采编费用、办公费用、员工薪金、物品折旧等。2007年，武汉地区大众化报纸每份售价0.50元，100万份每个印张黑白印刷0.17元上下，彩色印刷略高，0.22元。^[11] 考虑到多种经济因素，武汉地区四开报纸版厚若超过20版则极易出现发行亏损。这就是说，武汉地区2007年办报，四开20版以上的办报经济成本应由广告收入承担；100万份每个印张8版的广告收入应不少于20万。因此报纸扩版增容必须考虑本地经济活力与受众接受偏好。历史经验值得注意。我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将实施了近40年的“报禁”解除后曾扩版增容失控，一些报纸至少每期422版，多者甚至高达1200版。然而，读者的读报时间却未与报纸增厚所导致的办报成本遽涨同步，巨大的经济亏损终令台湾地区报纸被迫减张。^[12] 因此，面向市场办报增容扩版，若受众不买账，不仅有碍“三贴近”的办报方针，而且势必出现边际效益递减，最终使厚报无以增厚。厚报增厚不能脱离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当地的经济活力情况。

其次，厚报增厚属于编辑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报社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战场，而扩版增容加大了编辑工作量，对编辑工作提出更多要求。厚报增厚的编辑工作有三个注意事项。

一是在大胆探索的基础上努力缩短试验期，保持版面的相对稳定，尽力避免版面数量大起大落。从西方发达国家办报经验看，报纸厚度一旦确定则相对稳定。能够实现版面相对稳定，意味着前期调查深入，研究细致，办报方案成熟，采编实施得力，设计与落实大体吻合，便于读者养成读报的约会意识。而成熟是办报走品牌之路的重要环节。

二是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成长的实际选取实施厚报的时间与厚度。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东西南北各地区之间千差万别，故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不搞厚报一刀切。首先，厚报及其增厚一般适合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先行一步，然后由东而西。其次，厚报适宜在那些经济发达、都市化程度高的中心城市进行。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需要厚报，二线城市南京、武汉、杭州、济南等也具有一定的厚报发展物质实力。再次，一省之内要考虑省情，根据省内各地市的社会发育落差来区隔报纸厚度。2007年，《楚天都市报》扩版增容依据省会武汉与省内其它地市之间在社会成长、经济总量与经济活力上的重大落差实施地区版。其中，武汉地区版工作日版面在56～82之间，非武汉地区版版面维持在40～56之间。这种因地制宜的报纸厚度切割增强了办报的针对性，有益于厚报的良性发展。

三是根据读者阅读便利而改进有关的编辑工作细节。其一，分叠。国外厚报讲求分叠: 分叠多，分叠细。而我国有的厚报如《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却基本不分叠。这显然增添读者阅读成本，无益于读者亲近报纸。其二，加强头版版面的导读功能。如《广州日报》2007年将头版、二版改为导读版值得参考。

（二）快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水平，推动我国民众阅读偏好的良性发展。

中外厚报在形态上有个明显的不同，这就是中西厚报厚度变化周轨迹的双向逆转。由表2可知，报纸周厚度变化轨迹，中国内地厚报工作日5天厚于双休日，先升后降; 而西方国家则工作日薄于双休日，先平后升。此即中西厚报厚度变化周轨迹的双向逆转。那么，中西厚报厚度变化周轨迹的双向逆行曲线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西方民众的读报与休闲、学习相关，我国民众的读报与工作、忙碌相连。五天工作日内我国民众上下班多搭交通工具，出行条件不如西方国家，故在车站、码头候车时人们习惯买报浏览，或者通过读报寻找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用的信息。这说明，信息的实用或便于浅阅读打发时间是我国厚报的重要卖点。我国厚报在双休日的迅捷“瘦身”说明我国民众休闲期间学习偏少，娱乐偏多。而西方国家双休日报纸增厚并附赠报纸杂志，则说明他们更乐意将阅读准学习媒体报刊作为自己的重要休闲选择。2006年，中国内地“两基”人口覆盖率已经高达98％，^[13]然而，年度新闻纸、印刷书写用纸，我国民众远不如西方国家：2004年，我国人均10.44公斤，美国为146公斤，日本为118公斤，英国为112公斤，德国为94公斤，荷兰为93公斤。^[14]中西厚报厚度变化周轨迹的双向逆行曲线说明，一个民族的文明修养并不总与物质收入的升降成正比。

我国民众业余时间读报率不高有主客观多方原因。从客观原因看，我国报业步入快速发展与繁荣轨道未久就遭逢电视、网络迅速窜红，报纸、期刊、电视、网络几乎同时在传媒平台上争夺份额比例，没有明显的传媒发展代差。相反，各种传媒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独领风骚，先后称霸的媒体依序为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如今已呈后来居上之势。这种媒体的代际发展使早发媒介先发制人，便于打造历史惯性与文化传统，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养成国民偏好读报的习惯、意识、集体意识甚至集体无意识，为本民族的人力资源优化奠定重要基础。一个民族过度热衷看电视、上网，于国家总体利益无益。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国民基础教育中适当添加或强化读报元素。

其次，中西厚报厚度变化周轨迹的双向逆行曲线说明中西市民上下班条件差别大。西方发达国家民众上下班资源占有较佳，用于路途的综合成本较低。而我国市民因经济收入、公共交通设施的限制，上下班往往栉风沐雨，一路奔波。途中阅读环境欠佳，使四开报纸阅读比对开方便。在一定意义上，五天工作日的辛苦也是我国民众疏远报纸的重要原因。因此，党和政府应注意改善人民群众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适当降低国民劳动强度，注意控制生活节奏，舒缓高度竞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焦虑与心理疲倦，提升国民生活幸福感指数，并将这种幸福感与读报习惯挂钩。同时，我国人均经济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读者是否购报仍存在一定的困扰。因此，如果条件允许，国家可不必干涉报纸售价下调，免费报纸也应提上议事日程。送民实惠，有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人均读报率。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传播学院）

[1]         喻国明《“厚报”的标准、成因与限度》，《青年记者》2005年第9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