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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访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周华

作者:本刊记者 杨晓芳        来源:《中国出版》        时间:2014/10/9 15: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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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的“五一”假期,周华没有下楼,三天都是在读书和编辑审稿中度过的。身兼藏学学者和出版人的双重身份,对于他而言,这样的生活早已成为常态。
  自从1976年从事藏文图书编辑出版工作、1988年进入中国藏学出版社以来,无论是作为普通编辑,还是如今的社长,周华始终以治学的态度做出版,将传承藏族传统文化、讲求社会效益当作自身的职责所在和立业之本。

 

 


  在他的带领和直接参与下,中国藏学出版社,这家仅有20余名在编人员的出版社,却在10余年间陆续推出232卷藏文版《中华大藏经暤ぶ槎麜甘珠尔》国家出版项目和大型藏文古籍丛书《先哲遗书》丛书(已出版270多卷)以及《东噶藏学大辞典》《当代学者选集丛书》等一系列重大藏文经典出版工程,这些成果先后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等最高荣誉,也为业界所瞩目。
  “我们是小型的专业出版社,不求做大做强,只求做精做细。炉子小,火要旺,是我们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在接受《中国出版》记者采访时,周华这样描述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未来。

 

三部书,就是三座里程碑

 

  周华热爱藏族文化,更热爱涉藏出版工作。“我热爱这份事业,我们这个团队也热爱这份事业,做好涉藏出版工作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周华说。
  因为有着这份强烈的责任意识,1989年,刚调入中国藏学出版社工作仅一年的他,凭借扎实的编辑基本功和较为深厚的藏学功底,编辑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藏族历算学泰斗桑珠嘉措教授的力作——《藏历运算大全》(上下册)一书,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并获数次大奖。
  中国藏学出版社是我国规模不大但学术层次最高的涉藏领域图书专业出版机构,背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挖掘丰富璀璨的藏族文化宝库、面向全国和全球藏学研究成果的资源优势,使周华积蓄已久的能量和活力喷薄而出。在此后20多年的出版生涯中,他和同事们组织出版了一批精品涉藏图书,重大选题比比皆是,成果斐然。
  这其中,232卷的藏文版《中华大藏经暤ぶ槎麜甘珠尔》(对勘本)是无法绕过的一座丰碑。
  历时20年、我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对勘的藏文版《中华大藏经暤ぶ槎麜甘珠尔》,是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先后共投入4000多万元,参与工作的学者达200多人。《大藏经》是一切佛经的总称,由经(经藏)、律(律藏)和论(论藏)等3部分组成,所以,也称“三藏经”或“经藏”。藏文版《大藏经》(对勘本)包含124卷的《丹珠尔》和108卷的《甘珠尔》,共有经典4570部,以及300多幅彩色插图和600多幅小型黑白图,不仅是重要的佛教典籍,也是研究藏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之一,是研究古代东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大藏经》项目编辑部,几百卷《大藏经》成排列队,占据了几面墙,煌煌不可直视。兼任《大藏经》对勘局常务副局长,亲自参与编辑、审理工作的周华对《大藏经》的编辑工作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大藏经》版本众多,《丹珠尔》有4个版本,《甘珠尔》更有12个之多。他们在对勘工作中收集对照了所有《丹珠尔》刻本和8种《甘珠尔》刻本。从最初的对勘到最后的出胶片,一共经历了12项42道工序,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复杂程度和投入力度史无前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幕后工作,现在出版的藏文版《中华大藏经》(对勘本)已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研究性质的、运用现代技术出版发行的藏文《大藏经》,并获得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对很多出版人而言,编辑生涯中有一套《大藏经》这样的百年一遇的经典工程,就足以自傲。然而,周华并没有在成绩面前止步,而是带领团队又迅速投入藏族学者文集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特别是陆续出版了《先哲遗书》和《慧宝》两大系列丛书。

 

 


  《先哲遗书》丛书是民间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与中国藏学出版社合作的经典案例。周华说,藏文古籍浩如烟海,丰富性仅次于汉文,却在历史变迁中散落受损。我国著名藏族学者土登尼玛教授有感于此,成立了西藏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组织力量对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所藏的古籍进行了抢救、保护、搜集工作。中国藏学出版社得知此事后,与研究室共同出资出版《先哲遗书》丛书,之后又联合色拉寺和大昭寺设立的藏文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最终使两套丛书得以面世。
  《先哲遗书》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周华精心策划、组织精干力量,聘请著名专家学者做顾问,选派曾参与《大藏经》的优秀骨干编辑担任责编,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该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一版全部脱销,并于2011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除古籍史料整理的经典出版工程外,藏学研究专著、国外涉藏名著、当代西藏题材作品等品位高、学术性强的图书,也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重点选题,《现代中国藏学文库》就是其中的代表。
  周华用“藏学家案头必备”“年年重印”“每年销量保持5000至1万册的常销书”这样的语句,向记者形容出版社的品牌图书。历时10余年编撰出版的《现代中国藏学文库》系列丛书,作为中国藏学出版社大型出版项目于2002年启动,目前共出版40余种,其中学术专著35种,博士文存3种,文献档案1种,汉译藏著3种,藏译汉籍3种。《现代中国藏学文库》较全面地梳理了当代中国藏学界的成果,整理编辑出版了任乃强、柳陞祺、黄明信、王尧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藏学大家的学术结晶,推介和展示了一些藏学新秀的学术成果,对树立和展示当代中国藏学的整体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藏学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面对这些大系列,周华却很淡然。他说,这是作为专业藏学出版单位应尽的职责,“做专业出版,就是要做精做细,别人干不了的我们能做”。

 

到藏区去,到农牧民中去

 

  每年,周华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路上。
  “我要到藏区各个地方做调研,了解整个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文化教育情况,去基层新华书店、农家书屋、寺院书屋和地方文化设施实地走一走、聊一聊。”周华说,尽管很多地方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但这样的深入调研不无收获。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在甘孜州的调研中,经推荐见到了根秋登子和他工工整整写在白纸上、装订整齐的书稿。周华回忆,西藏美术遗产资源丰富,然而当时藏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并没有系统的美术论著,他为作者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观点所打动,将书稿带回了北京。此后,这本《藏族传统美术概论》横空出世,全面阐述了藏族传统美术的发展历史、传承流派、理论技法、工艺特点、制作流程等,获得了多个大奖,也改变了作者的命运。
  当然,更多的时候,这样的调研让周华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老百姓的精神需要,深刻感受到藏区对文化的渴求,体会到自身肩负的责任。
  “西藏不仅需要经济扶贫,更需要文化扶贫。”周华说。他告诉记者,西藏和四省藏区仍有500万人在使用藏文,其中有300万人不会汉文。与庞大的市场需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国只有40多个藏文编辑,“西藏与内地相比还真正存在书荒”。
  周华说,他到农牧区调研时,曾看到一些百姓家中除了寥寥几本佛经和日常所用的藏历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图书了。这让他深切地感到,在农牧民地区,需要普及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利用科学知识提高生活水平,通过学习法律知识让人走向正确的道路。
  为让更多的藏区农牧民读到符合他们口味、贴近他们生活、通俗易懂的作品,近年来,以学术出版为特色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开始“接地气”,加大了普及读物出版力度。其中,《百姓益友》系列丛书第一批20本已于2012年全部出版,内容包括科技知识、医疗卫生知识、畜牧知识、法律知识等方面,并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周华告诉记者,这套书他们免费向农牧民发放,还先后到四川等地中小学、各县图书馆举办赠书活动,收到很多反馈,很多读者写信表示感谢并希望得到更多捐赠。
  2012年开始,周华又策划了另一套普及性读物——《西藏农牧民现代知识读本系列丛书》,除传统的民间故事、养殖等内容外,还增加了环保等新话题,并精选汉语优秀版本翻译为藏文。该系列丛书已经被列入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准备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出版,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出到50种。
  “我们计划用4至5年时间,出版两三百种藏区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的书,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周华说。
  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出版满足读者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图书,固然是出版单位的职责所在,但作为国家公益性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更看重的是社会效益。周华说,他关心的,不仅是出好书,更是能及时地把书送到读者手里,送到渴求知识的藏族群众手里。
  “做出版首先要讲社会效益,必须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这是周华的坚持。同事讲述的一个情景至今让他难以忘怀。在日喀则地区,两名老师很喜欢中国藏学出版社的一本辞书,但因为钱少只能合买。周华告诉记者,这本200多个印张的词典定价并不高,但一些藏族地区的百姓因为经济条件有限,舍不得买书。此情此景让他备感辛酸的同时,也促使中国藏学出版社开展了近年来的一系列捐赠行动。
  为了能让更多的藏族百姓读到书,中国藏学出版社向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捐赠了大量藏、汉文图书。在第二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中国藏学出版社一次性向四川藏区捐赠4.2万册、近400种、总码洋约120万元的藏、汉文图书,以进一步充实藏区基层图书馆室。作为西藏“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内容之一,该社向西藏自治区各地市级中学和内地西藏中学捐赠一批反映西藏民主改革历史、改革历程等多领域的藏、汉文图书,其中汉文29种,藏文22种,每种各4册,合计码洋数为29万余元。此外,该社积极支持青海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向青海地区捐赠藏文图书44种、汉文图书45种,总计码洋43万余元。
  “仅2013年,我们就向西藏、青海、甘肃共捐赠了100多万码洋的图书。”周华说,“以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捐赠,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自己需要的书。”

 

用学术态度做出版

 

  除去出版社社长这一职务外,周华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特约研究员等,是一位藏学学者。
  他曾先后在西北民族学院民语系、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专修古藏文,师从著名学者才旦夏茸、东噶洛桑赤列、贡却才旦、却太尔、华锐桑杰、端智嘉和著名藏学家王尧等,系统学习了有关古藏文文献、藏族历史、藏族文学、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佛学知识等课程,在藏学研究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藏族传统历史文化是周华的兴趣所在。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周华共在各类藏学研究期刊上发表《早期古格王史略考》《论大藏经书写及印刷的藏纸工艺》《藏族历史上的白日与白利土司考辩》等10余篇论文,其中《论大藏经书写及印刷的藏纸工艺》一文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藏文论文类二等奖。他所著的藏文版《藏族简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先后获得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藏文专著类二等奖、第十二届“全国藏文优秀图书三等奖”、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并于2004年再版,被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民族院校作为历史课教材和考研参考书使用。


  关于《藏族简史》,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细节。周华回忆,第一版中写到西藏白利土司相关内容时,他是按照前人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记述的,但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此产生了质疑,并加以多方查证,最终在一个不通水电、交通的偏僻之地寻找到了土司的历史,得到了其部族延续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补充进了第二版著作中。“作为学者,必须求真务实,把问题搞清楚。”回忆起这一段历程,周华这样说道。
  这种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也被他带到了出版工作之中。尽管要全面负责出版社的各项工作,事务繁杂,但他坚持拿出一部分时间,亲自策划编辑图书,认真终审每部重点书稿,“作品拿来,必须以质量为砝码,秤杆上称一称”。
  个人爱好与职业生涯的巧妙融合,使他带出了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团队。中国藏学出版社虽然在编人员只有20余人,却形成了以资深编辑为骨干、结合外聘专家力量的精干的专业编辑团队。对此,周华评价为“把社会能承担的都放出去”,即与民营资本合作,成立出版社控股的发行公司,把仓储、发行等工作交出去,社内人员专注于选题策划和编辑出版工作。
  “作为出版社领导,首先必须抓人才建设,抓编辑。”周华说。目前,中国藏学出版社新进编辑学历均为博士以上,且大多为精通汉、藏、英、梵文几种语言以及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高级人才能引进来,还要能留得住,中国藏学出版社采取的是事业留人加感情留人的双管齐下法。周华告诉记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被当作无名英雄,其实这一职业自有其成就感在,如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容易得到专家教授的尊重等,“可以满足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级需求”,关键在于怎么引导。
  “我常对同事说,我们对读书和出版事业的追求分成几个层次。最高级的是有归属感,将事业当成生命;次一级的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专家就是如此;再次一级的是当成奋斗的一个事业;最差的是将其当作简单的差事,我们不需要。我们现在的团队至少都达到了奋斗事业的标准,正在努力向上提升,努力将对文化的热爱和追求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周华说。

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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